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渠道单一、集中的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在2013年《公司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后其运行也已步入正轨阶段,《暂行办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市场化为导向,将公司债的发行主体从已上市公司拓展到全部公司制法人,放松了债券期限的限制。参照发达国家市场化的公司债运行经验,发行公司债券不需要通过对公司自身情况以及债券评级的审核,只需要投资者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自行判断风险,发行主体的信息披露状况至关重要,在我国债券市场放宽准入条件的情况下,要使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有条不紊地提高公司债在直接融资中的功能和作用有赖于第三方成熟的评级体系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公司债发行的启动距今已达六年,期间许多学者都对公司债券的制度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但是检验发行公司债公告效应的文献并不多,大多数早期的研究由于样本量过小可能对实证结果的普遍适用性造成影响。早期大部分公司债的发行主体都是大型国有企业,如今更多民营以及中小上市公司也能获得发行公司债的资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行公司债是否会引发公告效应?特别地,从在公司债放宽审批后占据重要位置的信息披露角度,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其自愿披露的信息有何特点?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策略是否会对公司债公告效应产生影响?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我国资本市场重股轻债的现状以及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公司的自愿披露行为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透明度,而自愿披露的信息能够提升上市公司的声誉,吸引更多投资者,使优秀的公司显著地区别于普通的公司,拥有较高声誉的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决策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信任,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整体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都偏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政策选择空间大,虚假陈述现象比较严重,信息可靠性不足,在第二类代理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进行再融资前控股股东有动机以低质量的大量模糊信息披露来迷惑市场和中小投资者。在信息披露惩罚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区分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研究,能够为信息披露监管部门提供更多经验参考。本文的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本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第2章：文献综述。对国内外文献的进行回顾,发现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来看,高质量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并且提升上市公司的声誉,进一步推论自愿性信息披露可能从声誉和投资者信心这两个方面来影响公司再融资的市场反应。此外,本文回顾并总结了两种衡量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方法。从再融资的角度来说,在我国资本市场,优序融资理论的表现与成熟资本市场明显不同,上市公司更偏好股权融资,再融资公告效应的研究也集中在增发新股和可转债的发行。公司债券公告效应的研究明显不足,而国内已有的实证结果也大多是针对公司债启动早期的经验证据,这些研究显示上市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如公司成长性、财务杠杆率、公司规模等)和发行的公司债的特征(如公司债的期限、信用评级结果等)有可能影响发行公司债的公告效应。第3章：理论分析。本章首先界定了公司债券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概念,然后简要介绍了我国公司债市场的发展情况。最后理论基础部分,从代理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和优序融资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的角度对发行公司债券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自愿性信息披露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第4章：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根据上文的理论基础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我国公司债发行的公告效应为负的假设,进一步提出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水平分别与公司债公告效应正相关的假设。介绍了事件研究法并说明本文对事件基准日和窗口期的选择,借鉴Botosan(1997)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衡量体系并根据我国的相关政策进行调整,设计了本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数量衡量体系,然后提出实证研究的模型。第5章：实证研究。对深交所115家A股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的公告效应进行探索,描述统计了这些样本在发行公司债上年度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以及发行公司债引发的股票异常收益率,最后,针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对公司债公告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第六章：结论。第一,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中,更多的公司是对公司目标和战略这类模糊的信息进行了披露,而对于公司应对风险的方案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这类对投资者判断特别重要的信息披露较少；另一方面,与其他研究者的结果相比,即将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更多地披露了预测性信息,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机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新资本需求假说理论,也就是说,当公司需要融资扩大规模时,其管理当局会主动披露盈利预测类信息,这既是为了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和相应要求获得的风险报酬,也是为了提高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从而为该公司获得数额大、成本低的资金提前创造条件。第二,在发布公司债发行公告的当天,市场并没有显著的反应,但是在公告前一天股票市场就表现出-0.346%的显著异常收益率,而之后几天的市场反应都不显著,说明市场提前做出了反应,很可能是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况,这显示我国资本市场还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市场。第三,上市公司首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效应也是负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三方面：公司债券的债权人较为分散,不像银行能够更多地利用其专业知识和资源并且获得公司的内部信息,并且能够签订契约来约束贷款的流向,因此,与贷款融资相比,发行公司债券会降低公司的监管力度同时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Datta,2000),进而引发股价的波动；如Myers (1977)所述,提高财务杠杆可能导致公司利益从股东流向债权人,引发股东投资不足的道德风险,公司股东降低对未来收益的期望从而引发负向的股价波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圈钱饥渴症”,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反感,造成负的股价波动。最后,增加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数量能够提升上市公司的声誉,在较高的声誉下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信任,通过公司债券进行融资时能有效抑制投资者的质疑,降低股东的财富损失；但是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质量与发行公司债券时的市场反应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上同时存在“声誉传递效应”和“次品车效应”导致的。此外,本文还结合上述结论为上市公司和市场监管者提供了相关建议。本文的贡献如下所述：样本研究数据为2009至2013年间首次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数据时效性更强；大部分学者衡量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都只考虑了年报中信息披露的数量,没有考虑信息的质量,因此本文还引入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每年公布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结合自愿披露的数量和质量能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监管提供更详尽的经验参考；将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与发行公司债的超额收益联系起来,国内学者很少关注到这一方面,大部分研究公告效应的影响因素都是集中在公司规模、杠杆或者公司债的评级和期限等方面,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探讨了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与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效应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上市公司采取与再融资前匹配的信息披露策略提供了一个思路,也有助于投资者理解上市公司再融资前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本文的局限如下：一方面,样本量略有不足。由于要引入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评级指数,本文只选取2009至2013年首次发行公司债的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体系尚需进一步改进。该指数只考虑了年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没有考虑公司的临时公告和其他大众媒体上披露的信息,这有望在后续研究中改进和完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