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持续以高压态势打击腐败犯罪,为了能更加行之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作为腐败犯罪类型之一的受贿罪在《刑法修正案（九）》中作出了巨大修改,将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标准由具体数额改为“概括数额或情节”的模式,试图改善以往受贿罪量刑“唯数额论”导致量刑失衡的现象。而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高”又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将《刑法修正案（九）》中受贿罪的数额标准具体化,同时规定了8种情节类型,为受贿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标准,但是否改变了受贿罪量刑不均衡的现象还需要结合具体的受贿罪判决书观察。有鉴于此,笔者通过搜集整理H省J市2016年-2018年81份受贿罪判决书,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量刑情节、量刑说理、量刑结果、对量刑结果的评价四个角度分析J市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并剖析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探索受贿罪量刑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尝试对J市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给予部分建议。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绍,总结了有关受贿罪量刑的研究现状,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确定样本的时间和地域范围的缘由,归纳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我国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图表展示为主文字说明为辅的方式介绍了笔者搜集的判决书样本的情况,以及分析J市受贿罪量刑所呈现的问题,包括量刑情节认定与适用不规范、量刑说理欠缺、缓免刑适用率较高且适用不规范、量刑失衡。第三部分主要分析J市受贿罪量刑存在问题的原因,包括对“办案机关”所属的对象没有明确地界定以及法外因素的干扰、“重定罪、轻量刑”的思想观念以及法官自身因素和刑事判决书格式的主客观影响、对受贿罪危害性的误解以及缓免刑适用标准抽象、受贿罪量刑的数额标准配置不合理以及情节标准模糊。第四部分是关于完善J市受贿罪量刑的建议,提出了具体的完善措施。具体来说,一是规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高法官的法律职业素养;二是重视受贿罪量刑说理,丰富受贿罪判决书量刑说理的内容以及设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激励机制;三是正确认识受贿罪的危害性、进一步明确缓免刑的适用条件;四是设置合理的受贿罪量刑数额标准,细化受贿罪量刑的情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