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荒芜、精神贫乏、人的尊严受到无情践踏的黑暗年代,朦胧诗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沉默的诗坛,激发起人们面对苦难抗争的勇气,赋予人们求真向善的美好品质,重新燃起一代知识分子对崇高理想的信仰。朦胧诗是辉煌的然而也是短暂的。面对80年代政治逐渐淡化思想解放、经济飞速发展和大众文化兴起,朦胧诗已无法满足公众对诗歌的想象,被潮水般涌入诗坛的第三代诗人“冲”了下去。以于坚、韩东、海子、西川、李亚伟、欧阳江河、周伦佑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走在先锋之列,强调诗歌独立、创造、自由的品质。作为第三代口语诗歌的开拓者和成功实践者之一,诗人于坚独具个人魅力,创作了大量质朴真诚的口语诗,提出许多创造性的诗学命题,将创作与理论较好结合,在关注“说什么”的同时,不断地探索着“如何说”、“怎样说”,以深度的语言批判来呈现存在,将思考的笔触直达诗歌的创作源头,不断开拓着当代诗歌的各种可能性。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和“文化隐喻”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言,却更多地表现为某种“遮蔽”,致使诗歌独立、创造、自由的品质衰微。本文从“去蔽”和“叙事性中的元诗写作”两个角度出发,结合于坚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文本、诗歌主张,着重分析探讨于坚的重要意义。本文前言,肯定第三代诗人在写作意识上对朦胧诗的超越,引出当代诗歌界对于坚的看法,概括了“去蔽”的诗学和“叙事性中的元诗写作”的主要内容。第一章是“去蔽”的第一个层面,去除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遮蔽,在细节中展现被整体性话语覆盖下的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意识形态关注的是重大历史进程,对日常生活却视而不见,遮蔽了日常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意识形态关注的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认为他们的行为具有普遍意义,能反映出历史的某种特征,而那些身处历史整体性话语下的小人物,过着庸庸碌碌的“无意义”的生活,难以成为诗歌的主角。诗人于坚洞悉这一弊病,指出日常生活是庸常的、丰富的、琐碎的,既不能因为满怀激情而夸饰生活,也不能借口追求理想而鄙视当下,并且小人物的庸常生活和坎坷命运,更能鲜明地传达出时代的症候和日常生活的真谛。第二章是“去蔽”的第二个层面,即去除“文化隐喻”对事物的遮蔽,走向事物本身。长期以来,事物本来的面貌是模糊不清的。文化体系和隐喻手法合谋,将事物自身的诗性意味“遮蔽”——仅仅将它们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文化的符码,甚至是获得“诗人”身份的一条捷径。本真的、富有鲜活生命力的事物,其自身的诗性意味被遮蔽,我们所看所言所思,并非事物本身,而是传统文化附加在事物身上的隐喻象征。只有去除文化隐喻积垢,对事物重新命名、书写,才能擦亮它们尘封已久的面貌,走向事物本身;同时,于坚还为“非诗”的事物命名,在它们还没有被文化隐喻系统包裹起来的时候,首先进行个人化的命名,让它们自我言说、自我澄明。第三章是“叙事性中的元诗写作”。于坚笔下的“叙事性”带有新异的诗学意味,在继承传统诗歌题材的同时,借助小说和戏剧的笔法,立足叙述、关注过程,克制情感、呈现存在,对“元诗写作”进行个人化的开拓,是一种自觉的写作。结语部分就后口语诗歌的现状,提出重新认识于坚,认识“去蔽”的诗学和“叙事性中的元诗写作”的必要性。于坚大部分的诗歌、诗论目的之一,就是要去除历史文化积淀的层层“遮蔽”,以一种朴素自然的心态来面对真实,展示事物、事件的本来面貌,呈现存在,让诗性的光辉重新降临。于坚不会因为后口语诗时代的来临而落伍,其众多诗歌诗论依然富有鲜明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