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也是一部含有浓厚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学的巨著。传统上对于《圣经》的理解只是从神学角度,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各卷的写成都来自上帝的“灵感”,各卷的作者只是上帝的代言人;18世纪以来,对《圣经》的研究转向了对它的历史性研究上,从历史学和语言学角度来评断《圣经》,探究其作品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近几十年来,对《圣经》的研究进入多元研究范式并行的时期,如文学批评法等。这些方法越来越注重《圣经》文本的格式、结构、体裁、文学修辞技巧和读者的角色等。这种借助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圣经》的方法称为“文学范式”,即从文学的角度诠释《圣经》。《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已有1300年的历史,而且圣经汉译的工作仍在继续。中国翻译家在圣经汉译历史上经历了“翻译助手-合作伙伴-独立译者”的角色转变。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非教徒翻译家介入圣经汉译工作,特别是随着严复、朱维之和任东升等学者纷纷进入圣经翻译与批评领域,圣经汉译表现出愈发明显的文学化趋势。本文以这一趋势为背景,在文学典籍翻译理论、圣经汉译理论和中西比较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对《诗经》与《圣经》在文学性方面的异同的共时性比较,重点比较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约翰福音》汉译本的文学性发展。《约翰福音》文学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其具体体现为:首先,从文学叙事角度看,王译本比《官话和合本》和杨译本更能体现文学叙事的统一性和具体性;其次,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王译本的语言更形象、生动,更具文学性,同时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再者,从话语称呼的角度看,王译本和《和合本》圣经对于“Rabbi”的翻译比杨译本具有更深层的文学意义;最后,从隐喻的角度看,王译本通过大量的文学注释对于“耶稣是真葡萄树”的隐喻做出了更深层次的分析,同时明确了葡萄树、园丁、枝子和果实之间的隐喻关系。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作者首先肯定了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圣经是一部文学著作,其次作者尝试把不同历史时期圣经汉译本的文学性加以比较和研究,从多方面挖掘圣经文学性发展,希望能为下一本中文圣经的翻译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