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广州青海化隆拉面馆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这一少数民族城市农民工职业群体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建立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开设拉面馆的现实。目前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是学界的热点，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特殊职业群体移动到城市，并在城市开展相对独立、封闭的社会网络，并使之与城市的社会生活相适应，以促进自己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需要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本文旨在通过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透视化隆拉面馆从业人员如何在广州构建自己社会网络的过程，并且借助于这种社会网络开设拉面馆，获得经济上支持和人的发展。同时这种发展又是在体现国家、社会、宗教、组织等各种关系的互动中获得的，从另一方面这种互动又构成了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开始在资本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生。此良性的运转颠覆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起新的社会资本体系;也正是这种新的社会资本体系萌芽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机制，当然这种文化机制既是对旧有文化的创新，也是继承;诞生在原有乡土文化之上、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否定之否定。只有以对化隆拉面馆从业群体内在文化机制的研究为核心，才能解释这个独特的少数民族群体如何来到城市，并生存下来，以及他们的这种变化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从这一点来说，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得以新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推而广之，中华文明在落后中变异，在变异中新生，之所以生生不息的源泉。　　基于这一研究意识，本文选取化隆县外出务工人员在广州开设拉面馆这一事件和空间上的关联作为调查点，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来探求这群化隆少数民族农民如何聚集到广州，自发有序地按照一贯的操作规律开设其拉面馆，并最终形成有共同认识、共同生活习惯和共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网络;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适应社会、把准市场经济的脉搏的核心是社会网络资本化。正是由于这一点，随之而来的城市适应和文化变迁都随之而变，变得一切都那么的顺理成章。　　本文抓住“开设拉面馆”这一线索，叙述并讨论了这一群体所联系的社会网络有关因素，并且，通过展示这些拉面馆从业人员生活各个侧面，包括与之相关的国家机关之间的交流，反映那些支撑和维护其社会网络变迁的背后文化机制。　　为获得网络资本化过程中化隆拉面馆从业群体的可靠材料，本研究选择了多地点与多个案的田野调查与比较研究方法，以复杂的城市和相对简单的农村社会为调查点，摸索化隆拉面从业群体在化隆和广州两点生活网络的不同与内在关联。此次调查共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有较为充裕的时间与调查对象相处，获得他们的信任与认可。同时，较长时间的田野工作也让我有多次的反思，较好的把握了本文的主线索。总而言之，本文希望通过多点民族志写作的方式，通过展示这个独特群体在广州生活的真正面貌，来揭示本质上支撑他们的与社会互动的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