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的存在要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双方的官方关系始于1950年代中期，并随着双边关系的加强而继续发展。近半个世纪，中非之间的团结是双边关系的基石，并由双方高层官员的频繁互访而得以巩固。这种关系近来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给双方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然而这种关系的机制——中国通过软权力接触非洲——被不同的行为体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这样虽然造成了广泛加以讨论的状况，但这些解释没有侧重于提供全面理解中非关系的所有方面。本文考察了西方决策者、学者和政治、经济分析者单纯从经济角度解释中国与非洲接触的总体趋势、重新开展外交活动的整体意义以及中非关系在各个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涵义。这些学者认为非洲资源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并没有兴趣帮助非洲国家找到解决其问题的途径。本文提出这种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软权力的解释是由于西方对中国以及中国体制的不信任——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在全球寻找自然资源的攻势；同时也是由于西方在处理非洲问题时一直采用的家长式的作风，喜欢教训非洲人什么是正确的、做什么才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在政府治理和人权问题上尤其如此。 作为对这些观点的回应，本研究对中国在非洲的软权力接触的理解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拓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并详细论述把中国和非洲联系在一起的众多方面。在考察了中非双方在其相互关系中都具有的两种特殊利益之后，本研究特别强调中国所采取的在非洲投射其软权力的战略和政策。于2006年1月公开宣布的中国的非洲政策符合北京对非洲的整体外交政策，它有力地强调了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尊重，即尊重非洲国家对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干涉内政、支持它们维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保持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努力。本研究建立在事实描述以及可得到的关于中国崛起和它的新的国际态势的理论分析之上。就中国在非洲追求的利益而言，这些利益被分为以下三类：中国寻求石油和其它自然资源以满足其经济发展、维护台湾回归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促进更易于参与和更加和谐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非洲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对于中国所追求的利益极为有益；非洲有48个国家支持中国的台湾政策(只有5个非洲国家还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这些国家是南南合作的中坚力量和变革世界的拥护者。另一方面，非洲视中国为非洲的出口市场和廉价商品的提供者；作为捐赠者和政治伙伴，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对国际体系的新的理解、或简而言之，中国提供了西方替代者。 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声称的那样，其软权力理论是基于西方的视角和现实，因此无法完全应用于中国的案例中。本研究认为，中国与非洲接触时也考察到非洲的需要，而不是将价值观和文化强加于非洲。因而，这样就描绘了一幅中国的软权力接触非洲的示意图以及中非关系的外交复兴之于整体的国际关系的示意图。一个有意义的理论向度是中国在非洲的接触事实上是对整个新自由主义方法的替代，而这种新自由主义是由西方国家强加于非洲国家之上的。 中国在非洲的软权力接触是中国政府广泛的“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为持续发展寻求资源；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友好关系；建立中非之间伙伴关系和恢复中非之间和平共处原则。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上，中国强调尊重国家完整和主权、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与稳定，以及在南南合作和国际论坛中相互支持。这些包括在非传统领域，例如在文化、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加强合作。在经济层面上，中国通过被称为“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机制的应用与非洲接触。北京政府与非洲合作的同时，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广泛的和慷慨的一揽子援助；为双边贸易发展和向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免除债务、提供贷款和赠予；为非洲学生和专家提供研究和培训机会。伴随着这些软权力投射，中国一直强调以下这些领域，例如人道主义支持、灾难预防与管理、提供联合国向有冲突的非洲国家派遣的维和人员，这样的国家有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最近在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那里还有34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挺身而出，除了援助，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发展的选择模式，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在战胜贫困方面比任何其它国家取得的进步都要大。就这一点来说，中国是非洲努力实现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最有经验的伙伴。非洲国家和领导人普遍热情欢迎中国，因为他们发现与西方国家和捐赠者相比，中国是一个好伙伴。北京政府在非洲众多国家投资了数百万美元，集中在制造、贸易、运输以及农业部门。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目前中国有8万多中小企业在非洲运作。到2006年底，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达到117亿美元，双边贸易飚升到550亿美元，是2000年的四倍。所有这些援助都是不附加政治条件的。 通过与非洲国家开拓双边和多边外交，中国实现了以上大部分目标。北京政府与非洲国家签订了许多协议，旨在发起或加强在许多发展领域的合作。最重要的领域涉及贸易和经济合作，其次是友好的政治关系谅解备忘录。同时，最高级别的多边机制是中非合作论坛(FOCAC)，该论坛于2006年11月在北京召开峰会，有48个非洲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参加。同2000年和2003年召开的前两次一样，这次峰会在结束时通过了《2007-2009深化合作行动计划》；北京宣言强调政治平等、相互信任、经济合作双赢以及文化交流。中国也与非洲联盟(Au)以及非洲地区组织进行合作，双方致力于促进友好的双边关系以及建立稳定、和平和共同发展的条件。通过多边主义，中国和非洲国家成功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因此，本研究有力地表明，通过软权力投射，中国向非洲送去了后者需要的东西，同时，这种软权力投射保证了可靠的政治关系。廉价的信贷、中国建造的桥梁、道路、大坝以及核电厂是非洲国家解决长期的基础设施鸿沟的必需。因此，一方面，如果对中国的软权力采取积极的应对，非洲就有机会做得很好；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与非洲越来越多的接触提出了挑战，针对一些令人讨厌的非洲政府，西方要求北京采取强硬的措施。作为“走出去”战略的组成部分以及1978年开始的开放政策的继续，中国所遵守的不干涉原则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在非洲大陆的国际责任带来了挑战。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本研究表明，对中国软权力和中非关系所进行的与经济利益有关的分析只能提供关于当前中非关系的有限的理解。另外，基于经济议题的解释通常把非洲描绘成一个消极的行为体，基本上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非其自身问题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本研究的分析表明非洲是如何受到中国接触的挑战，非洲如何在中非关系中伴随中国的脚步。非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开始改革其社会——经济结构的需要有关，同时也与加强其政治机构以消除不良治理、腐败和不稳定等问题的途径相关。在与外部行为体交往时，非洲大陆应当制定一种强调协调而非妥协的地区战略。就目前来说，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机制需要从技术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强化。这些任务的实现将使非洲更有准备去现实地促进与中国友好、互惠和长期的关系。因此，就所有这些方面而言，本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与非洲全面的软权力接触被证明对非洲大陆是积极的，中国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秩序的主张吸引了非洲领导人，他们早已厌倦了在重要的国际议题中被排斥在外的状况。发展的前景和贸易模式在非洲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希望。目前，一种新的商业道路和关系在获得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代替了历史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所进行的南北合作。这一趋势是中期或长期的，中国在非洲以及在在世界越来越大的作用将会改变全球贸易的结构。 另外，本文提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的经历提供了非洲经济体可以有选择的和逐步采纳的好经验，非洲可以从中国那里学习向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巨大收益。然而，在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深层改革之前，中国模式目前不能全盘应用于非洲。非洲的情形要求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这样才能找出具体的发展战略并成功执行。 综上所述，中国与非洲的当代关系不应被视为权宜之计，而是处在一个涉及中非双方的全球变革的背景之下。当时的中非关系以团结和少量的经济交往为特征，而目前的新阶段基本上以合作的增加、21世纪有计划的相互发展为特征。然而，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非洲来说，在深化合作、消除阻碍双边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中的消极方面面临着挑战。中国表现得越同西方不同，非洲越是继续接近中国，这种关系就越有益于双方。就目前而言，在所有经济援助、外交复兴、政治妥协等方面，中非关系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合作阶段，在21世纪，还有很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