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喜剧蕴涵着丰赡的经济利益冲突思想。从经济视角而言,莎士比亚首先是位精明的商人,有意无意使用经济要素构建文本,其独特的经济观和经济行为在其作品中具有独特的投射。经济因素和经济主题是莎士比亚喜剧的重要主题之一,而经济利益冲突是这些经济主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莎士比亚敏锐地感受到当时的各种社会伦理问题和个人自我利益的兴起,并在其喜剧中揭示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自我利益争夺所引发的各种经济利益冲突,隐喻式折射出这些经济利益冲突兴起的历史背景,展示出这些经济利益冲突的内容与形式,全面考察这些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情感的形式、内容和经济根源。在此基础上,莎士比亚从理想经济王国、经济主体、人性异化疗治的人文环境和经济利益冲突缓解的心理空间四个维度构建其经济乌托邦。莎士比亚的作品似乎表明,资本与货币给人类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使人类精神上无家可归,丧失人类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人类不但应直面无家可归的现实,而且要思索人类应在哪里如何重建精神家园。莎士比亚喜剧中的经济利益冲突都展示出其独特的时代特征。莎士比亚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重商主义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伊丽莎白时期是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的特殊转型时期,信仰和权力的传统观念被颠覆,恩泽与义务间的古老纽带被割裂,高雅的传统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差异越发明显,世俗经济特征越发清晰。经济书写成了该时期英国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但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本论文聚焦莎士比亚喜剧中的经济利益冲突,分析这些利益冲突的两极内容,考察这些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经济主体的各种心理反应和情感,阐释莎士比亚的经济乌托邦思想,运用历史语境化的方法考察莎士比亚喜剧中认知、情感、物质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莎士比亚喜剧中债务、冒险、得失、机会、价值、市场、信用、商品等经济因素的文学形象、文化隐喻以及英国文化帝国构建进程中的阶级矛盾、价值危机与民族身份焦虑在微观层面的表达,这有助于理解莎士比亚人性诗学和文化诗学的经济内涵,揭示经济与文学的互动关系。莎士比亚喜剧展示出各种经济利益冲突的内容和形式,最基本的经济冲突包括:经济地位和伦理地位之间的冲突、商业利润和亲情之间的冲突、经济理想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理财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自我经济利益与他人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伊丽莎白时期就已经开始的自我利益的前景化使得理财学价值观在英格兰盛行,人们开始理性审视高利贷和自我经济利益的经济功能,导致了理财学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经济自我利益与公共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传统价值观认为,只有基于血统的贵族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才是客观的价值,不能与物本身分离,交换价值只是人造之物,不具有价值的自然属性,不是真正的价值;金钱等外在之物只是服务于人的灵魂提升的手段,并不是目的本身。理财价值观则主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经济自我利益的表达形式,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正当性,金钱既可以是目的本身,也可以成为人的手段。自我经济利益在莎士比亚是颇具争议的话题。在莎士比亚时代,自我利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有些人认为,自我利益是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反社会力量。也有些人把自我利益理解成人的本质的一种特定品质,认为自我利益能够为国家繁荣和民众富裕的生活做出贡献,私人收益是公共利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新兴商人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享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但他们往往没有贵族血脉,导致他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伦理地位的失衡。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失衡是莎士比亚时期那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新兴商人寻求提升自我社会伦理地位的文学表达。由没落贵族向商人身份转变的那部分人则享有较高的社会伦理地位而缺乏相应的经济实力。社会中层的商人群体为追求商业利益而长期无暇顾及家庭亲情导致商业利润和亲情之间的冲突。很多商人虽然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往往缺乏家庭的亲情与爱,追求商业利润率使他陷入一种两难选择之中:要么长期追求商业利润而丧失家庭的爱,要么顾及家庭而失去商业利润。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总是面临经济理想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冲突。莎士比亚善于聚焦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仆人的真正经济生活。经济资源的有限性、社会现实的残酷、社会地位的低下、社会伦理的制约等现实要素决定了社会大众面对不得不对面自我利益理想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莎士比亚在其喜剧中充分展示各种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的心理表征,揭示出这些心理反应和情感的形式、内涵和经济根源,其中,最为显著的五种心理反应和情感包括忧郁、焦虑、犹豫、怀旧和愤怒。《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的忧郁揭示出其新兴商人身份的经济伦理内涵,其经济根源在于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失衡关系。安东尼奥的忧郁具有三个特征:持续性效果、消极化影响、不可解释性。想要提升社会地位却永远无法脱身的事实使得安东尼奥陷入到忧郁之中,故其持续地在经济上帮助朋友,突显出其近乎殉道者的慷慨。《错误的喜剧》中普遍存在的焦虑的外化形式为独孤、困境和担忧,展示出早期现代时期英格兰信用链条的脆弱、人性的异化,揭示焦虑根源所在:严重的社会隔离、家庭亲情共同体的缺失和信用的脆弱。《威尼斯商人》中的犹豫外化为经济决策中的犹豫、异族通婚中的犹豫、风险投资中的犹豫,展示出不同经济主体面对经济利益取舍时的内心情感,其经济根源在于经济自我利益和他人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化及经济主体经济自我利益的得失变化。怀旧的外化形式为对传统价值观的怀念、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向往、对亲情共同体的渴望,表达出早期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美好精神家园的集体记忆、对经济伦理社会问题的反思、对美好生活的集体向往。《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的怀旧表达出重商主义冲击下人情主导型社会向利益和人情并存型社会转型的经济社会变化,其经济根源在于自我经济利益的突显破坏了中世纪原有和谐人际关系。《错误的喜剧》表达的普遍的怀旧表达出人们饱受社会隔离的孤独感和人们对亲情共同体的渴望,其经济根源在于重商主义冲击下家庭亲情共同体的缺乏。《暴风雨》中卡列班的愤怒和《皆大欢喜》中奥兰多的愤怒展示出利益受损者和利益寻求者之间的利益争夺关系,其经济根源在于经济主体面临自我经济利益和他人经济利益之间冲突。莎士比亚在其喜剧中构建了经济利益冲突平衡机制。莎士比亚敏锐地意识到重商主义发展和经济自我利益的争夺所引发的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并试图从人性不断向善的路径、理想的经济王国、人性异化疗治的人文环境、经济利益冲突缓解的心理空间四个维度表达出其完整的经济乌托邦设想。在揭露现实世界种种邪恶与丑陋的基础上,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赋予贝尔蒙特五种经济象征功能,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经济王国,这是一个远离社会喧嚣、不受价格变化冲击、没有尔诈我虞、拥有巨额财富的经济乌托邦王国,是一个有序而和谐、人人平等的神奇世界。在批判人性丑陋的基础上,莎士比亚描述了经济主体不断完善的路径,构建起经济人-复杂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四层次经济主体结构,表达出其对人性无限趋于完美的信心。鉴于各种经济利益冲突和争夺导致的和谐人际关系的破坏,莎士比亚赋予宽容与忏悔缓和人际关系、化解利益冲突的社会功能,创造出经济利益冲突缓解的心理空间。实现莎士比亚经济乌托邦思想的四个构建维度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乌托邦色彩。莎士比亚试图在其喜剧既描述了资本与货币给人类带来物质繁荣的盛况,又揭示出资本使人类精神上无家可归、丧失人类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精神困境;并用其经济乌托邦思想回答人类应在哪里、如何重建精神家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