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背景下,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及其价值,对于厘清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发展权的内在联系,完善我国空间治理体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尤其是区域差异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规划管制将国土空间人为地划分为“经济发展优势区”和“生态资源优势区”,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者非农部门的土地要素供给量,抑制了土地在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其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权利,即土地发展权受到限制,继而催生了规划管制区内、外利益群体“暴损”“暴利”的福利非均衡问题以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导致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逐步扩大。土地发展权交易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作为一种面向市场的政策工具,它在减少土地消耗、遏制城市扩张、协调不同管制区域间的利益平衡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效率。中国虽尚未设立土地发展权,但存在如地票交易、异地代保等土地发展权交易的实践,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探讨日益丰富。但是,因规划管制造成的分区控制与保护区限制开发引起的土地资源发展权受限问题,尤其是受限数量与价值量的核算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研究,而这正是土地发展权交易机制得以运行的核心问题。有鉴于此,本研究在省域与市域两个尺度上展开,探究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数量与价值量,构建政府间土地发展权交易机制,以补偿“生态资源优势区”省市为了保护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而丧失的土地发展权,从而解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引起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在省域尺度上,以湖北省为“生态资源优势区”代表性省份,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各生产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中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以及土地资源在两部门的边际收益,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客观现实和成因;然后基于缩小湖北省与“经济发展优势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同情景,测度2009—2018年湖北因处于生态资源优势区而使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与价值,从而构建省域尺度政府间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在市域尺度上,以湖北省东中西部代表性地级市,即武汉市、荆门市、十堰市为研究区域,创新性的构建了测算国土空间管制强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判定土地发展权转移方向,进而揭示管制强度与经济产出间的量化关系,并测度了2009—2019年被划归为“生态资源优势区”的地级市土地发展权转移数量与价值,最后构建了市域尺度政府间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研究结果表明:在省域尺度上:（1）土地要素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仍依赖土地要素投入,且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被其他生产要素替代;（2）高额的机会成本是土地资源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重要潜在驱动力。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的土地边际收益是农业部门的17.03～44.14倍,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规划管制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发展权受限;（3）规划管制背景下,对受限的土地发展权进行补偿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10%～100%的不同情景下,2009—2018年湖北省土地发展权受限数量处于0.53～5.35×10~4 hm~2之间,对应的价值量占同时期“经济发展优势区”总GDP的比重较低,为0.02%～0.19%。在市域尺度上:（1）2009-2018年间,湖北省内国土空间管制强度呈现自东向西逐渐增强的特点,但各地人均综合国土空间管制强度总体上逐年减弱;（2）武汉市、荆门市、十堰市的人均国土空间综合管制强度均值分别为0.108、0.588和1.858,据此武汉市与荆门市被划归为土地发展权接收区（接收量分别为0.744和0.263）,而十堰市被划归为土地发展权发送区（发送量为1.007）;（3）土地要素投入对各地生态和经济产出具有差异性影响,每增加单位面积的不同用途土地要素所带来的产出变动均值为12.40～144.40元/人不等;（4）土地发展权接收区应对发送区进行经济补偿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作为土地发展权接收区的武汉市与荆门市每年需要支付土地发展权补偿额9 022.71×10~4元和1 946.49×10~4元,分别占武汉市与荆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0.06‰和0.09‰,构建地区间土地发展权转移的经济补偿机制具有可行性。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应开展土地发展权受限补偿的制度建设,从土地发展权产权确认和利益分配机制改革两方面量化和落实土地发展权,并构建政府间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土地发展权受限地区进行补偿,妥善处理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引起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从而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管制约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