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根据地时期的延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还表现在作为文化体制重要一环的史学形态上。抗战爆发后，延安形成了以范文澜、张闻天、吕振羽、何干之、尹达、叶蠖生、金灿然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他们在红色政权体制下，建构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独特形态，形成了“谁敢与之争锋”革命史叙事模式。这一史学形态在建国后长期执中国大陆史学牛耳，相应地，革命史叙事范式则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至高规范。本文从分析革命史叙事范式的形成与嬗变入手，在分析革命史叙事范式的的框架特征后，集中阐述延安时期革命史叙事范式的主要表现，然后具体分析延安时期革命史叙事范式兴盛的外在原因与内在学术演变逻辑，从而为揭示延安史学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思想价值和学术史意义，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近代中国百年是急剧变革的大动荡时期，革命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的主旋律，中国革命史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历史研究关注的核心，这势必导致中国历史叙事范式的变革。以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为历史叙述主题的传统历史叙事范式，已经无法回答和解释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尖锐的革命现实问题，不得不转型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一种以“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范式——革命史叙事范式逐步形成，并逐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叙事范式，在延安时期乃至建国后很长时期内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对大陆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革命史叙事范式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在战时史学的规范下，这种叙事模式形成了一套以“革命意识形态”为观念基础的战时历史叙事框架，并呈现出了高度的革命意识形态特征。所谓战时历史叙事框架，是指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新的通史体系，它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来描述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这一叙事框架的典型代表。同时，作为革命现实与史学互动的结果，革命史叙事范式与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在一起，表现出高度的革命意识形态特征。 延安时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革命史叙事范式也逐步走向成熟。初步建立了新的通史体系、革命史研究体系、近代史研究体系等叙事模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