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天然具有信息透明度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以原“一行三会”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中央集权式金融监管体制,与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率为核心的传统金融监管策略,无法适应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特性与监管需求。尽管中央监管机构改组“一行三会”变为“一行两会”,并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初步具有了“伞型”与“双峰”的“淡中心化”监管体制特征,但仍存在金融监管中央过度集权、央地权属不清、监管制度位阶较低的困境。考察域外金融监管实践,英美国家大多实行“统一监管与分权多头”的监管体制,并在市场准入、金融消费者保护、事中监管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德日则强调金融统一监管、立法的重要性与行业协会的辅助作用。结合我国实践,在监管体制上,应当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监管机构,改“一行两会”为其下属机构,促使分业监管转为功能监管,同时对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实行信息共享,促进监管协调;同时,应充分发挥地方监管积极性,通过立法或行政法规的方式,促进地方金融监管权的法治化,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设置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在制度配置上,要通过立法或行政法规的方式,在市场准入方面采取准入资本限制、金融牌照制、禁止吸纳资金与放出资金集中制等方面进行规制;在事中监管上要采取“穿透式”监管,明晰资金的流动链以及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为强化金融监管效果,应采取“监管科技”的方法进行;在事后救济方面,探索设立互联网金融风险基金及投资保险等制度,以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