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为了应对这一问题，2012年的十八大提出了“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行动。从2012年十八大的“反腐倡廉”，到2017年十九大的“坚持反腐”，公众感受到党中央及政府对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打造“服务型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
　　检察院作为查办政府官员职务犯罪的机关，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全国检察立案侦查人数达55,101人，是近十年的立案侦查人数的最大值，近年的侦查人数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中国的评分在近年也呈上升的趋势。检察的侦查数据和“清廉指数”反映了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是有成效的。
　　本文从微观方面研究了地区政府官员腐败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为政府的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份实证补充。
　　首先梳理了研究腐败/反腐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相关文献。不同学者对于腐败/反腐败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不同的观点。国内的研究结论主要为：腐败将会影响资源分配，降低企业的运行效率；反腐败工作的展开会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然后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及假设。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会降低企业投资时的自主决策的独立性，导致过度或者非效率性的投资行为，所以提出本文的第1个假设，腐败会刺激企业的投资规模，产生非效率性投资；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方便得到政府部门掌握的公共资源，并且企业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来获取政治关联，那么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产生过度投资行为，即本文第2个假设，当腐败发生时，企业政治关联会刺激企业的投资行为；政府补贴能为企业带来大量的收益及现金流，同时可能成为政府干预企业的途径，所以提出本文的第3个假设，当腐败发生时，政府补贴会刺激企业的投资行为。基于理论基础和假设，本文建立以地区腐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企业的投资支出规模、非效率投资以及投资过度作为衡量企业投资行为的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
　　接着，本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腐败会刺激企业的投资规模，产生非效率性投资。稳健性检验部分证实，腐败对于企业的投资行为的影响是稳健的。政治关联会为企业带来便捷的资源，会刺激企业的投资规模和非效率性投资，当存在腐败的情况下，政治关联的作用更加明显；政府补贴会刺激企业做出扩大投资的决策，降低投资效率，但政府补贴的传导机制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
　　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地区政府官员腐败会鼓励企业进行非效率性的投资行为，而政府的反腐败工作会帮助市场营造一个更加高效、干净的投资环境，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因此，政府应当坚持反腐工作，建立市场化机制，理清政企关系，提高信息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