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论著中不止一次提及的理论,也是他最重要的经史关系命题。“方志立三书”,是章学诚晚年方志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两个论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六经皆史”到“方志立三书”,章学诚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经史关系理论体系。章学诚屡次提倡“六经皆史”,将“经”放入“史”的领域进行考察,甚至将亘古以来的“著作之林”皆视为史学,体现了章学诚学术中史学所占据的重要作用。而对“六经”何以为史,章学诚也给出了相当充分的论据。虽然这些论证散见于各篇文章中,却不难从中归纳出一个完整的“六经皆史”系统。章学诚毕生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贫困潦倒的生活状况和四处奔走的艰难处境,导致他试图完成的大型史学著作《史籍考》难以实现。然而将方志视为史籍的方志学理论,又使其方志著作具有重要的史学理论与实践意义。“方志立三书”的呼吁,是“六经皆史”理论的最终体现。方志学、史学、六经相统一,有利于通过其方志理论和著作探讨“六经皆史”到“方志立三书”的具体贯彻途径。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并非简单地将“六经”冠以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六经”在史学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章学诚都分别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当时的学术社会背景下来看,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不但是将经学请下了学术研究的圣坛,使之与史学等其他研究领域处于同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章学诚认为“六经”的史学功用显著,除了具备作为史学文献的一般性之外,“六经”还分别在史学功用中具有突出的特殊性。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经学理论密不可分,不但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还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其他学者并未发现的客观事实。对“六经皆史”的反复研读,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渊源、途径和时代意义,也能够从一种更加客观、独立的研究视角审视乾嘉时期的学术成就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