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字化在大力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对国际现行税制产生深远影响,跨国数字企业利用数字化媒介进行数字交易的新型商业模式也逐渐衍生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等税收难题,数字平台作为主要交易媒介打破了传统税制以常设机构分配来源国征税权的联结度规则,用户参与价值创造产生的数据资源也对传统税制的利润分配规则产生负面影响。OECD早期曾支持对跨国数字企业的侵蚀税基部分制定新征税权,但美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霸主地位使得该方案不得不另辟蹊径。欧盟曾提出双提案支持成员国将数字服务税作为规制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临时性措施,欧盟与美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博弈最终促成OECD组织提出双支柱方案予以规制全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同时已开征数字服务税的欧盟成员国允诺若双支柱方案具备可实施性时便废止各国数字服务税法案。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协同作用推动新型商业模式的构建,非中介化的显著特征对传统联结度常设机构规则构成挑战,来源国无法依据传统联结度规则确定其是否对跨境数字交易拥有税收管辖权,也给跨境税收征管工作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对于数字经济的规制程度较低,税收法律法规的缺失主要表现出税收治理结构的不平衡、税收治理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税收征管方式的滞后性的特点。法国为欧盟成员国内第一个对数字服务税进行立法实践的国家,英国作为英美法系代表紧跟法国随即出台数字服务税法案,该法案采用的用户参与理论成为数字服务税的理论基石,承认来源国用户通过跨国数字企业的数字化媒介产生数据资源参与价值创造,而特殊地域平台租理论（LSR理论）认为来源国用户产生的数据资源可视为特殊的资源税以及跨国数字企业利用虚拟平台在来源国境内创造的价值可视为特殊业务产生的特定租金,LSR理论和用户参与理论共同为数字服务税的可税性做出理论贡献。数字服务税为规制跨国数字企业利用数字化媒介进行数字交易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对于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等问题,“1+X”规制模式对于我国殊为适合,在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新规则构建的基础上在国内开展数字服务税的相关立法工作。“1+X1”模式认为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国际税则重构基础上,在国内采取单行立法模式创设数字服务税;“1+X2”模式认为我国在参与国际税收新规则构建过程中,国内应当采取温和的税制改革方式,即在现行税收政策基础上结合数字经济的特点,对国内现行税制予以改革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和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因此“1+X2”模式符合我国经济数字化发展进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