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性是一个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它具有多元异质性、开放流动性的特征。当代中国处于深刻的历史转型期,社会各方面机制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在全球发展遭遇巨大挑战的境遇下,我们面临着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的困境。现代性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中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资本主义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物;主权民族国家确保人类交往的秩序性,保障各民族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本国经济,保护民族特色;研究性大学的创立增进了整个世界的知识积累,促使人类不断发展进步。然而现代性因其自身内在的缺陷,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危机:市场经济只见效率不见公平,只见增长不见发展,致使环境危机,生态失衡,资源过度消耗,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有失公平、正义,人的物化、异化严重;“科层制”的管理造成庞大的政治官僚机构,侵犯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主体性的扩张、文化世俗化的趋向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人类成为无根的浮萍。面对现代性出现的一系列危机,西方早已开始对其进行反思、批判、解构,寻求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最佳出路,甚至有人说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性时期。在西方,传统、现代、后现代表现为历时性演进;而在中国,传统、现代、后现代则表现为共时性呈现。当中国在积极建构现代性时,西方已进入后现代,并开始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这就使我们面临一个选择上的悖论:在现代性危机持续显露,后现代性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效的情况下,是继续建构现代性还是跨越现代性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后现代性。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性过分张扬的问题,而是现代性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表现为现代性制度不完善、不充分:科层化的行政管理效率不足,自律性的公共生活领域未成气候,民主化、契约化的公共权力尚未形成;现代性文化发育不成熟:主体意识、个体精神、科学精神、自由观念、民主意识等理性文化非常脆弱等。因此,现代性的建构仍是当前中国的首要任务。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不能仅仅执着于现代性建构而忽视西方国家现代性的消极后果和中国现代性生成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也不能因为现代性出现的危机就放弃对现代性的建构,而是要发挥现代性建构的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反思的成果中吸取智慧,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性建构之路,走中国特色现代性道路,最大限度地避免现代性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以最合理和最优化的发展模式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