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泰伦(1925—2006]是当代美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20世纪50至70年代,斯泰伦共创作五部虚构作品,其中三部主要长篇小说——《在黑暗中躺下》、《奈特·特纳的自白》、以及《苏菲的选择》——为其赢得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等在内的诸多奖项,从而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与此同时,斯泰伦也是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奈特·特纳的自白》和《苏菲的选择》问世后均引发激烈争议。斯泰伦出生于美国南方弗吉尼亚州。南方特殊的历史赋予他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能以独特的眼光审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灾难性历史事件、以及当代美国社会的问题。斯泰伦数十年文学实践的一个重要倾向是,通过各种复杂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追问历史,从而使其作品获得恒久的生命力。斯泰伦的作品通过对历史的表征和参与,将个体经验与核弹爆炸、奴隶暴动、种族灭绝等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以直接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宣示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权力；这不仅体现在其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奈特·特纳的自白》和《苏菲的选择》中,就连其描写个体悲剧的《在黑暗中躺下》亦是如此。数十年来,有关斯泰伦的争论几乎从未间断,争论的焦点是其文学作品与历史的关系。有些论者出于政治目的指责斯泰伦歪曲历史,另外一些论者则将其备受争议的作品界定为历史小说,试图以此免除其忠实于历史的责任。争论双方都刻意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对历史及其表征简单化的理解上,导致了对斯泰伦作品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不利于对其文学实践的理解。当前斯泰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重新理解其作品中历史及其表征的意义,探讨其文学实践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追寻他回应战后美国社会变迁复杂的文学创作历程,揭示其作品的恒久意义所在。本文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借助米歇尔·福柯有关理论理解历史及其表征的意义,同时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阐释斯泰伦三部主要小说《在黑暗中躺下》、《奈特·特纳的自白》、以及《苏菲的选择》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论文主体部分共三章,每章集中讨论一部小说,旨在从不同层面考察斯泰伦文学实践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揭示其作品复杂的社会历史意义以及参与历史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一章将《在黑暗中躺下》置于战后美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解读,以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以及斯泰伦参与历史建构的方式。作为来自南方的作家,斯泰伦深受南方文学传统影响,但却拒绝承认自己是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在其处女作中,他就开始试图从基本主题和关切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小说通过美国南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成员中交织着权力关系的她(或他)的故事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并置,超越了对个体悲剧性经验的描述,成为表征冷战初期和消费主义文化形成之时美国历史的载体。小说虽然没有正面触及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但是其所描写的洛夫提斯家庭的悲剧却以象征手法呈现了核恐惧对战后美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小说中个体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微观叙事,在构成现代美国社会历史的同时对其做出阐释,揭示了权力和知识如何以触及日常生活私密之处的方式在场于现代社会。小说的叙事表明,斯泰伦在书写个体命运的同时,无意识地参与了当代美国历史的建构。《在黑暗中躺下》既标志着斯泰伦艺术上的成熟,又展示了他具有南方特色的历史意识。第二章在20世纪60年代黑人权力运动风起云涌的语境中考察《奈特·特纳的自白》的创作与接受,将这部以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小说视为一个文化场所,历史事实与想象性虚构之间的分野在此消失,有关斯泰伦歪曲历史事实的争议亦由此而生。在这里,斯泰伦的社会历史关切显然直指黑人权力运动。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是将目光投向过去寻求启迪。他不仅将格雷的历史话语整合到自己的文学话语之中,甚至将格雷也变成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小说通过特纳讲述故事,一方面表明斯泰伦对自己特权地位的信心,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其叙述的说服力。特纳的囚徒身份以及他最终被处以绞刑,象征着支配性权力实施规训和惩罚的有效性。作品通过虚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提供有意挪用历史服务于当下政治典型范例的同时,呈现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和权力形态的历史。尽管《奈特·特纳的自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但是并不能仅以此评判其存在价值。斯泰伦通过塑造奈特·特纳形象对复杂人性的探索,既是对历史的想象性阐释,亦是这部作品恒久魅力的源泉。第三章将《苏菲的选择》读作纳粹大屠杀的一种文化表征。小说产生于美国大众文化热衷大屠杀题材的文化语境,以各种互相矛盾的资料为基础,讲述苏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在岁月尘埃逐渐淹没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悲剧的情形下,斯泰伦并没有试图提供一份有关这场悲剧的证词,而是创造出对大屠杀的一种“不可表征之表征”。苏菲的形象充满矛盾和困窘,其复杂的苦难经历和所面临的选择挑战了人生经验之极限,但是小说采取用多重过滤苏菲所述故事的策略,努力让故事叙述远离苦难悲剧的中心。这种通过了解过去以对其实施控制的手法,旨在将有关过去的知识整合到社会控制和再生产系统之中。《苏菲的选择》以独特的方式表征大屠杀,对大屠杀话语在美国消费社会的商品化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斯泰伦选择大屠杀题材虽然存在迎合大众文化以获取经济利益之目的,但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其审美潜能并在作品中表现出严肃的艺术和政治关切,其意义在于它“驯化”了有关大屠杀的知识,用刻意将历史审美化的方式生产出文化产品,以便大众通过消费历史的方式铭记历史。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斯泰伦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实践表明,他是一位积极参与历史的作家；在战后美国社会文化经历巨大变迁的语境中,他从无意识地建构历史,到有意识地为现实政治挪用历史,再到刻意地将历史审美化；这既是他强烈历史意识的体现,也是美国社会文化的需要所使然。尽管其文学实践中始终存在艺术追求与政治参与的矛盾,但斯泰伦总能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在回应时代需求的同时进行不懈的艺术追求。斯泰伦作为小说家的魅力在于,他在用文学表征历史的同时,彰显了文学在历史中的作用。本文的创造性成果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在批判性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斯泰伦与南方文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他在模仿南方文学传统典型代表福克纳等作家创作风格的同时,力求在主题上实现了对南方文学传统的超越。这一界定拓宽了斯泰伦研究的视域,有助于对其人其作复杂性的理解。(二)通过广泛运用当代文学理论对斯泰伦小说中历史及其文化表征的探讨,重新考察了斯泰伦文学实践与其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关系,具体体现在其作品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回应,以及其作品在当代政治、文化生活中引起的反响。这不同于前人对斯泰伦文学实践与其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认定,特别是跳出了以往关于其作品是否忠实于历史的争论。(三)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斯泰伦三十余年的文学实践阐释为一个由无意识参与建构历史,到为现实政治有意挪用历史,再到迎合大众文化需求刻意将历史审美化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一阐释超越了斯泰伦研究的原有认识,有助于对斯泰伦及其作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