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1905—1993)的《十四行集》因其抒情主体以“沉思”的姿态关注生命、宇宙、日常生活,获得了拥有美学价值的诗句,而受到“沉思的诗”的美誉。因为冯至是里尔克在中国重要的译介人,冯至的创作谈也分析了里尔克对自己的启发,现有研究也多关注《十四行集》对里尔克的学习。然而冯至对里尔克的学习体现出鲜明的选择性,里尔克给他带来的个性转变在抗战语境之下,产生了维护个人独立和融入集体之间的矛盾。冯至在个性转变上遇到的矛盾使得《十四行集》的抒情主体没有获得统一的个性,而是拥有沉思和诉说两种语调。在1942年明日社出版《十四行集》之前,冯至发表了两组十四行组诗,后均收入《十四行集》,它们在主题上的差异提示了诗集抒情主体存在的语调差异;1942年明日社版本和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两版《十四行集》附录选诗完全不同,显示出了冯至在40年代创作观念的改变。冯至在50年代完全否定了《十四行集》的文学价值,80年代到90年代,他谨慎地弥补50年代的错误判断。这些自我评价反映的不只是冯至对《十四行集》文学价值判断的波动,更展现了冯至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个体的价值,也提出了冯至在40年代便开始思考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从诗歌技艺的角度考察,冯至对里尔克的学习带有鲜明的选择性。冯至对有加利树和鼠曲草的观察与里尔克对物的观察不同,冯至将植物拟人化,最终歌咏的是冯至赞赏的人的品格。冯至从里尔克处学习的“使不可见物转变为可见物”的创作技艺,在他的创作实践里表现在对不可见物的约束上,这体现的是冯至对于节制和规则的偏爱。在对待生活的态度方面,冯至在里尔克“经验”观念的启发下,开始与同时同地的人共情,更积极地关注战争;又经由对里尔克“工作而等待”的阐释,提出人应该尽量摆脱时代动荡的干扰,努力工作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在冯至结合抗战语境后,被阐释为努力工作,满足未来社会需要的含义。冯至在40年代上半期写作的讨论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杂文,更鲜明地体现了冯至的矛盾:他理想中的个人的生存方式是既有与集体保持不同的自由,又有融入集体的自觉,而这二者的不可兼得使得冯至陷入困境。冯至在个性转变上的矛盾造成了《十四行集》抒情主体缺失统一的个性,而拥有沉思与诉说两种语调。沉思的语调与受到战争影响的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冯至因为战争的缘故逃难,与朋友分离,这些不安、悲伤的情绪通过抒情主体对宇宙生命的观察表达出来;冯至在林场小屋避难,行动范围受到限制,所产生的受困的感觉,通过抒情主体对日常器物被迫的、长时间的观看来抒发。诉说的语调则包含两类:在咏人诗里,文本内部是诗人向这些逝者的一对一倾诉,文本之外则通过歌颂逝者、批评生者,而带有教育读者的意义;在以“我们”指代集体的诗歌里,抒情主体以集体为听众,他采取的抒情姿态是演说和呼吁。咏人诗颂歌的抒情方式和面向集体的十四行诗呼吁的语调直接通向了冯至在50年代关注集体、语气昂扬的诗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