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一带一路”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投资合作的新引擎,逐步占据着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导地位。对外承包工程(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FCP)是指企业通过招投标或其他方式与境外企业签订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活动。我国FCP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沿线国家势必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我国FCP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除传统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外,基于制度因素的国家风险(Country Risk)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除欧洲部分国家、新加坡、韩国外,“一带一路”沿线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其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实力较弱,制度环境较差、法制不健全,国家治理能力较差、政局动荡,部分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等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甚至恐怖主义时有发生,对我国FCP构成严重威胁。在全球经济缓慢增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工程市场总体萎缩的形势下,防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保护我国FCP企业海外利益需引起高度重视。因此,通过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国家风险构成及其对我国FCP的影响,有利于我国FCP企业进行海外承包业务时,正确预判风险,以及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首先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框定了研究范围,确定了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传统的贸易理论及区位选择理论出发,本文解释了我国FCP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及投资区位选择,搭建了一般的理论框架。对外投资的发生往往是基于比较优势、而区位选择更多考虑的是市场、资源等多种因素。并借鉴公司投资理论中的实物期权理论及融资约束理论解释了在面临国家风险的条件下,我国FCP企业的区位选择。现有的国家风险评价数据大多站在发达国家视角,且较少考虑母国因素。本文借鉴ICRG及部分学者的成果构建了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结果。通过ArcGIS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时空变化特征,更直观的展示了国家风险变化的全貌。除了验证传统的市场及资源因素外,本文还重点研究了国家风险对我国FCP区位选择的影响。构建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样本国家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及动态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家风险对我国FCP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本文发现,从时间演变趋势上看,2003~2017年沿线国家风险水平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沿线国家风险有了明显的下降。从空间演变趋势上看,沿线国家风险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均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征。从整体上呈现以西亚南亚如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为核心的由外围推进的风险改善趋势。自2003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集聚程度有所上升,但分化较为明显,呈现少部分的高高集聚以及大部分的低低集聚。我国FCP企业区位选择呈现市场寻求、资源导向及风险规避的特征。进一步考虑我国FCP企业对不同收入水平样本国家的风险偏好差异,显示出我国FCP企业在低收入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对风险偏好。不同时段国家风险与FCP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FCP企业风险偏好相对下降。最后本文建议,建立“一带一路”国家风险预警平台,使企业明确投资过程中的各种风险,选择合适的投资策略;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协同机制,以全局观念指导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