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山西常年饱受疫灾侵扰。据研究统计,民国期间山西省疫灾年数为38年,基本每一年里都有不同数量的县因疫病而受灾。山西在民国时期有五次较大范围的疫病流行;一些县甚至成为某些疫病的主要发病区。面对严峻的疫病卫生状况,政府进行卫生防疫建设显然十分必要。疫病如战争,政府在应对突发的疫情时,不亚于在打一场“遭遇战”。自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以前,山西基本由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所统治,此时的卫生防疫的体制基本包含在警察体制之内;抗战爆发后,山西省内区域分阎锡山统治区、日伪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三部分,故而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置相应有三个体系。战争影响下的卫生防疫体制带有战时特点,且防疫的范围因中共在偏远山区和农村的经营而向农村有所深入。在1918年晋北鼠疫的应对中,以阎锡山代表的山西政府立足当地医疗水平难以救治鼠疫患者的现实,确定了“主防不主治”的政策,将重点放在隔离传染源上;联合动员地方军政两部,分三条防线以遮断交通,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省-县-村三级的较为完备的行政防疫体制,在不同的疫情防控区域建设各类隔离设施,还成立了专门的消毒队和检查队。这些举措有力地阻断疫情的传播,展现了行政力量在防疫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晋北鼠疫的防治也展现了民国中央政府与阎锡山地方政府合作的一面。1947年中共“五台”部队开展的治疥运动,旅、团各级的党的委员会动员与组织了部队中军事、政治和行政的一切力量,组成一元化的中心领导机关的各级治疥委员会,统一分配指导力量,将治疗疥疮的医疗卫生工作以战斗行动的姿态来进行,干部们身先士卒,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传染病防治中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民国时期,西医日渐得到官方政府的接受与支持,而传统中医却备受冷落,甚至惨遭“废止”。在民国政府“抑中扬西”的大环境之下,面对广大山区农村西医匮乏、中医药传统根深的状况,阎锡山选择扶植山西中医药的发展,创立了中国首个由地方官办的中医社团“中医改进研究会”,令其积极参与到1924年临县鼠疫防治的工作中。阎锡山政府注意联合中医和西医的力量,共同推进山西的卫生防疫工作,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一系列较为有效的防疫举措。中共根据地普遍位于偏远山区的广大农村,在医疗资源不足和自身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提出“中西医并用”和“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团结广大中医,重视中医药在农村的现实作用;重视西医与中医的团结,调和中西医药界之间矛盾,使其互相学习。作为处理中西医关系的原则,“中西医团结合作”政策的提出,不仅是联合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提高治疗水平、共同服务于抗战,从而增强战斗力的需要。对公众进行防疫的宣传教育,有利于使公众增强对疫病的认知与了解,进而使公众更好地配合政府的防疫要求,这对于遏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具有重要意义。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阎锡山政府建立了一套常规的防疫宣传和教育办法:成立防疫讲习所,组织宣讲员到各县宣传;发挥中医的防疫宣传作用;通过各类报刊和材料,有针对性地对普通民众、士兵及干部等不同群体进行卫生宣传教育;阎锡山本人也积极参与宣传行动,通过讲演来普及防疫知识。阎锡山政府的卫生防疫宣传更具常规性,更专注于人本身的健康问题,借卫生防疫宣传来笼络、安抚民心的政治意图不强。中共发挥其重视宣传的传统和善于宣传的优势,抓住群众最在意的吃饭问题,将卫生防疫知识的学习与大生产运动有机结合。这样一来,中共不仅通过生产运动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赢得农民的认可,还成功向底层民众普及卫生防疫常识,促进其身体康健,进而得到群众拥护,增强政治影响力。日军通过控制伪政府,在满目疮痍的沦陷区对民众展开医疗卫生方面的宣抚工作,意图达到防止疫病蔓延的目的,而且可以借此“安抚”民心,从而巩固殖民战果,稳定殖民统治。卫生防疫作为公共卫生事业的一环,涉及公共政策领域,与政治息息相关。在疫情防控中由国家与政府的行政力量出面,进行隔离防控,比个人和社会团体的自发组织管理要快速有效的多;疫病治疗方式的选择（即中医还是西医）受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医的命运也会因此有所变化;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有利于民众增进对疫病的了解,进而提高民众的防疫配合度,促进防疫政策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