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也越来越凸显。以扩张刑法预防功能为手段,以实现防范社会风险为目的的预防性刑法理论也成为刑法学界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毋庸置疑的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预防性刑法立法顺应了风险社会的国际背景,与我国的司法改革相契合,其针对人们日益不安的情绪,从刑法上给民众以安抚;设置相当数量的危险犯规定、将共犯行为正犯化,是在造成法益实害之前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的重要手段。但是,刑法预防功能扩张在立法上必须树立正确的刑事立法理念,在坚持刑法谦抑性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如何合理的扩张刑法预防功能,构建科学的顶层制度设计,保证不对无辜行为作出不当的处罚,有效预防刑法蜕变为象征性立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转型与刑法功能的变迁。刑法的功能之所以要随着社会转型发生变化,原因在于刑法作为治理社会的基本法律手段,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会发生不同的功能,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为了满足预防与治理社会风险的迫切需要,传统刑法要日趋向风险刑法转型,以事后惩罚为主的刑法也要日益向预防性刑法转变。第二部分是刑法预防功能扩张的规范表现。我国为适应社会快速发展和风险社会而进行的刑法预防功能的扩张主要表现在刑法调控范围的不断扩大:增设大量新罪,扩张犯罪圈,降低入罪门槛,扩大入罪范围,调整构成要件,扩充行为范围;抽象危险犯的大量入刑;犯罪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及犯罪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四个方面。第三部分是刑法预防功能扩张的积极价值。树立积极的刑法观,适度扩大刑罚处罚范围,积极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迎合了风险社会的大背景,是国家在面对风险社会时向社会安全需求作出的一种妥协和让步,是国家以社会安全为优先价值考量的结果,实现了国家的安全保障职能,满足了国民对刑法的依赖感。第四部分是刑法预防功能扩张的法治困境。传统刑法理念要求刑法在划定规制范围时应当尽可能的小,刑罚的延伸范围应当有合理的限制,在归责时以实害犯为主要归责对象,尽最大可能保障个人自由不受过度侵害。由此来看,受传统刑法理念的影响,我国刑法预防功能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与刑法谦抑精神相冲突,与传统刑法责任主义相对抗,与自由保障功能相矛盾。第五部分是刑法预防功能扩张的合理限度。在风险社会下,刑法的预防功能不断扩大,会导致公民的自由不断限缩,因此,刑法预防功能扩张要有合理的限度。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应当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恪守对公民的自由保障,以更好地实现刑法预防功能对社会风险的预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