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距今已有42年，通过“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正在更深更广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近些年中国入世承诺也在不断地兑现，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处于转型升级当中，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也上升了一个台阶。外商直接投资（IFDI）流入中国，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变革，改变了市场的竞争格局，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自1995年开始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到如今开始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施更为宽松的外资自由化政策，放宽外资准入的限制，使得更多的外资得以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IFDI加剧了上游市场的竞争程度，丰富了中间品市场的层次；另一方面，IFDI提高了下游市场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促进了中国企业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从而对下游制造业企业OFDI产生影响。中国“双向投资”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可以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上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可以提高中国集聚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水平，本文正是基于上下游产业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通过研究影响“双向投资”的诸多因素来探讨外资自由化政策会通过何种机制对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何种影响，从而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实施“双向投资”战略，更好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
　　为了度量中国外资自由化的程度，通过手工匹配的方式，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5）对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分类；《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中国的外资准入行业分为“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因此本文通过对实施这三种不同外资政策的四分位行业分别进行赋值加总再乘以相应权数的方式，得到了用于测量中国外资自由化程度的虚拟数据指标openness。
　　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两种机制引起中国下游制造业企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一是外资自由化会降低下游制造业企业获取国外的信息不完全，出现了信息的溢出效应，从而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二是，企业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和固定成本都取决于上游竞争的程度，当外资进入到中国市场，可变成本降低，可变成本对应的固定成本也降低，那么企业会进一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组合全球生产。为了证实提出的假设，本文就理论模型和理论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除了主要的解释变量外资自由化程度之外，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所有制、企业规模、企业经营时间作为其他解释变量，以避免有偏估计问题。回归结果表明，外资自由化程度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关性。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行为并不会影响到他国的外资自由化政策，数据发现印度的外资自由化进程与中国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因此本文采用Arnold等(2012)的方法，将印度的外资自由化数据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双向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因此，根据实证分析的回归结果，本文最终得出结论：外资自由化程度与制造业企业之间存在着显著正向的相关性，企业的生产率、所有制形式、经营时间和企业规模与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据此提出建议，建议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建立更加完整的外资管理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外资进入中国各行业的准入门槛，完善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从而减少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以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