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清末时期，众爱国志士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路。而参与过维新变法的改良派人士张元济于此时创刊了《东方杂志》，以宣传其倾向于以君主立宪方式来挽救国之危亡的主张。在张元济及其他各时期主编的励精图治下，以及清末各派政治势力争斗的形势下，《东方杂志》作为一份政论性刊物，发行不久便居于当时同类刊物销数之首，并迅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本文即以辛亥革命前的《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此阶段《东方杂志》的办刊思想、内容、装帧、价格、发行等方面进行分析，冀图在其出版特色上进行一定程度上解读。《东方杂志》自创刊起便倾向于立宪，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仍一直坚持着独立的宪政立场。1904～1911年间，《东方杂志》一直以“立宪”的办刊思想来指引着其出版，同时还承担起了启导国民的重任，并希望通过“联络东亚”来开阔读者的眼界，进而学习、传播立宪的理念。《东方杂志》充满了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热切关注着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更尤其关注于本国主权相关事件，并积极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最终选择了宪政救国之路，同时教育亦是宪政救国之路上不可缺少的主题。但《东方杂志》毕竟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一份商业性期刊，其奉行的是张元济稳健持中的改良派思想，故而在其内容的选取与编辑上更为审慎、理性，使其在清末各种势力的狂潮中，显得更为冷静。“材料最富”、“价格最低”是《东方杂志》为自己树立的形象。《东方杂志》在装帧、印刷、装订等技艺方面，比同期刊物均更为先进。富于变化的封面设计、精良的装帧设计、应时的精美图画、高品质的用纸与印刷，较低价就能买到最富的材料，这些皆非常的吸引读者。《东方杂志》背靠商务印书馆庞大的发行网络，使其可以便捷的传播至海内外更广阔的市场，成为同期同类刊物销冠亦是水到渠成。而大量广告亦随发行量而纷至沓来，经济上的丰厚收入更能确保其在立场上的独立性，从而可以刊载更多具有独立观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