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作出规定,明确其可诉性,但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具体适用规则上却一直未细化。2020年修正版的出台依旧只保持了识别其可诉性的原则性规定。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是现代社会典型的风险表现之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也在一步步转化为环境实害,如何回应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适用俨然成为了重要的法治命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整体的增加同样揭示着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进行预防与控制的必要性。但在司法实践中,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判定“重大”,是否归属于“风险”,具体到案件中应怎样予以适用等问题越发成为法院做出裁判结果的阻碍。鉴于此,本文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司法适用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法所不容许风险理论与法解释学方法,结合所选取的过去八年中有参考性及代表意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总结提出在司法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成因并做出理论廓清,进而就识别其真正涵义、完善其适用思路、具体规则以及相关实践路径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文共分为五个主要部分。文章第一部分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法律概念的提出背景、适用缘由、法所不容许风险理论及法律解释学路径进行了阐述,通过归纳与本文研究对象有关的理论,找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可能破题点,为后文分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涵义提供支撑。文章第二部分通过对样本案例的筛选与总结,将代表性典型案例的内容根据问题表征进行分类,依次提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在司法适用中四个方面的困境:在事实方面,法院对于具体构成的事实要素缺乏清楚的认知,存在司法尺度不统一的问题;在规范评价方面,法院针对个案所采取的评价依据各有千秋,导致出现不同的评价标准;在证明规则及内容方面,立法与司法上存在明显分歧;在责任实施方面,有限的预防性责任形式脱节于司法裁判目的。文章第三部分就已经提出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适用困境分析其成因。主要原因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表意具有明显抽象性;未能识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本质属性,未准确提取出关键事实要素;评价标准脱离现实需求;因果关系证明规则有效性不高以及预防性责任受制于传统侵权法理念。文章第四部分按照从识别涵义到确定总体思路,再到构建具体规则的写作逻辑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司法适用提出优化建议:分层次明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涵义;确定从事实审查和规范评价两个维度出发的总体适用思路;搭建原因行为、违法性质、陷入风险、综合评价标准四个层次的具体适用规则;明确更有效的因果关系证明规则;完善司法环节预防性责任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