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产业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有些文献过于强调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单向作用，把金融和产业置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两端而忽略两端之间蕴含着作用机制的“黑箱”及其两端之间更为重要的“匹配性”。为此，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综述，从匹配性、适度性、创新型和弹性四个维度构建了观察产业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协调性，论述了社会储蓄和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信用扩张和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产品定价与资本定价策略等协调机制，揭示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平衡、大银行与小银行平衡、正式银行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平衡等协调渠道，论证了“投资过度繁荣”、“低利率和‘容易钱’”、“社会融资总量/GDP指标超越趋势”、“资本回报率下降”等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失调的信号，由此形成了研究产业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协调性的理论框架。　　在探讨产业结构变动和金融结构变动的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日本、美国和德国产业转型与金融发展协调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1)一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的形成及其产业转型的终极方向，都是由该国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转型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之适应，同一时期适合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未必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一国不同时点的最优产业结构取决于劳动、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结构组合。(2)提高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要素禀赋的生产力，动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之匹配的金融结构最为重要，因为产业的核心是配置资源，金融的核心是配置资金，产业是根本，金融是驱动，只有两者互相协调匹配，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健康发展。(3)一国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阶段，企业家就不得不以未来和预期为基础进行资本定价、资本积累和融资决策，这个时候，经济体便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协调的难度变大，失调往往成为常态。　　本文接着运用笔者自己构建的研究产业转型和金融发展之间协调性的理论框架，深入分析了中国产业转型的总体态势。30多年来，中国立足于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禀赋优势、借助于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和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实现了规模和深度都史无前例的产业发展和出口制造业的繁荣。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目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的转折点上:(1)全球出口市场的结构性转变，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结构须转向以内需为导向的产业结构。(2)廉价劳动力供给的终结意味着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将由数量推动的生产系统转向质量推动的生产系统。(3)廉价土地供应的终结意味着未来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是集约型利用土地资源，且转型的区域方向集中在中西部，同时中西部基础设施的完善意味着这里将成为产业转型的区域方向。(4)技术前沿和技术追赶空间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是东部省市走向产业升级，中西部省市承接产业转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展现了中国未来产业转型的大致图景:(1)中国产业转型将呈现出“一个国家、三个特色产业区”的分化格局，即中国东部省市将进入制造业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阶段，走向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持续向中西部转移。(2)不同产业的内部升级过程也将启动，即工业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延伸价值链。这就要求避免重工业化倾向，使重工业向轻工业转移，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实现服务业的内部升级，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农业内部的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和农业机械的利用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　　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产业转型与金融发展协调性的历史、现状和问题，论证了维系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匹配性”、控制金融发展自我膨胀的“适度性”、提高金融发展引领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保证金融发展抗击风险压力的“弹性”等需要采取的政策体制变革措施;并以提升产业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协调性为目的，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转型的基本路径:(1)金融部门应从主要服务制造业转向农业、制造业和服务并重，强化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支持，促进第一、二、三产业的均衡发展;(2)金融部门应从主要服务于大企业转向服务大企业和小企业并重，着力于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减轻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挤出，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创新中的功能;(3)金融部门应从主要服务于生产性领域的投资需求转向服务于投资和消费需求并重，着力于拓展居民消费的多元化渠道，加快解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失衡;(4)金融调控手段应从主要依赖总量工具转向总量工具、增量调节和定价机制并重，在总量平稳的条件下，着力于通过增量调节和定价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