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因其对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所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凸显于中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当中。仅从此点来说,公共性应该得以弘扬和彰显,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负有此种责任。同时,公共性的彰显很大程度上是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的,而大众传媒又不是地在形构与塑造着公共领域。在现代的生活中,电视媒介引起影响的广泛性和有效性无疑是彰显公共性的一个良好平台,这种彰显体现为电视公益广告的制作、播放。为了保证公共性的彰显,西方创立了“非企业、非政府”的公共电视这一平台,来抵制来自资本和权力对公共性的吞噬。中国电视台的国有性质从本质上应该是彰显公共性的良好平台,然而,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公共性在中国电视中却出现了萎缩,具体表现为彰显公共性的公益广告一方面受到能带来巨额利润的商业广告的侵蚀,另一方面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管控与限制。如何在这种双重困境中保障公共性既不被扭曲,又不受到排挤,而且还可以得以有效彰显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对此,商谈理论提出,可以通过建立与公益广告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及公共交往体系来防止权力与资本的双重挤压,矫正对公共性的扭曲。具体言之,一方面从程序设定出发,调节和规范公共交往中的策略性行为；另一方面则创造一些有以利于公共交往的社会条件,即非正式公共领域是否有能力在公共交往中发挥作用,包括公共论坛是否普遍,公共媒体是否不受资本和权力的操弄,公益性组织是否有足够的活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