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计的理论产生于对课程设计实践的考察。世纪之交，我国基础教育经历一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本次改革确立了国家课程的本然位置，并重构了国家课程，本研究就是对新课程的设计过程进行的一项研究。 西方课程研究历经百余年，在时间的顺序上呈现出不同特征，其中课程开发旨趣的研究在“概念重建”之前与之后有不同的研究场域、方法论信仰以及开发“规则”，前者强调课程开发包括课程设计、实施、评价、管理等环节，强调课程开发的科学、预测与控制；后者则认为课程设计与实施不可分，强调因应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境，以及师生表现调整、引导课程。事实上，后一种课程开发只能发生在学校层面，但是这种关注课程情境、强调课程设计与实施互动的课程观也在影响着所有课程研究者对于课程设计的理解。因此当代不管什么层面，什么类型的课程设计都并不执着于严格的“科学”方法与步骤，而是尽量具体、全面地考察课程的背景与实施的资源条件。 新课程设计是在我国课程设计的历史中生长的。我国的课程传统文化具有双重性，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个是建国50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意识形态形成的教育文化，两种传统相拌而生形成了我国课程文化传统的双重特性。以此为背景，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也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变革，尤其是1993年课改以来，课程研究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的“显学”，成果日渐丰富。用吉登斯的社会结构二重性理论分析，新课程的设计就是在既有的课程文化结构中生成的，是新课程的设计者在既有的课程“结构”(规则或资源)中生成变革的动力，并以这些既有“结构”为基础，再造了新课程的制度、观念、研究方式等新的“结构”。 新课程究竟是怎样“再造”、“重构”的呢?本研究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解答“课程设计、课程研究应当是什么”这类属于规范性的问题，而是旨在呈现我们的、现实的课程设计“实际是什么”这类属于“学科史”范畴的问题。课程设计是实践的，只能在历史中发展、延伸，而不可能用一些在思的领域中无矛盾的“原理”推导出来。本研究就是要在对“历史事件”的呈现中，建构、反思对未来的课程研究有所启迪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20世纪后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一次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转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批教育工作者以其社会责任感与专业追求，进行了一次基础教育国家课程的重构。这一过程从1996年开始酝酿，1999年筹备，并展开前期研究，到2003年高中课程标准(试行)出台，前后共五年的时间。这个设计过程是用课程的方式呈现设计者教育理想的过程，是一项工程的设计与实施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为了设计而设计，但这一过程又不是可以完全预设，既然是一项实际的工程，就不得不受“施工”条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本次课程设计采用了课程设计者审议的方式，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背景、不同价值观、对课程实践不同的认识，共同被带到课程审议的现场，决策未必是预设的。 新课程设计是一次预设与生成的课程开发，这一过程中经历了许多难为的选择，如:本土化与国际化、需求与可能、超前性与置后性、划一性与弹性，新课程的设计带动了研究者对课程实践的关注，未来的课程研究将更加倡导走进课程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