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翻译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其研究视角的拓展。许多其它领域的理论纷纷被引入翻译研究从而使得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中解脱出来,上升为将文本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考察研究的综合性研究学科。但是随着其它研究领域理论的介入,关于“忠实”的争议也随之而来。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忠实”翻译标准在实践中几乎难以达到,所以应该废弃。新批评理论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的出现似乎为这些学者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另外一些学者却依然坚持“忠实”应该始终作为衡量翻译的一个重要标准。笔者认为只有首先明确“忠实”这个概念的内涵,才能够对此问题做出更满意的答案。随着近年翻译研究视角的拓宽,文本外的因素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人们逐步意识到,翻译活动时常无法摆脱文本外一些因素的操控和影响。而一些译者对“忠实”的认识和理解却依然停留在语言层面上的对等和准确,从而限制了“忠实”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在讨论是否应该废弃“忠实”这个标准时,首先应对“忠实”这个概念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结合跨文化交际和中西翻译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相关材料,对“忠实”这一标准进行深入考察研究。一方面,作者试图总结梳理出一些操控性的文本外因素,说明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完全忠实于原文,从而指出对“忠实”这个概念进行重新考察阐释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翻译史,尤其是有代表性案例的研究,试图说明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很多译者对“忠实”这个概念有着诸多误解。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提出一种动态的“忠实”概念,希望能够为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实践提供更多的指导。作者指出,在后殖民语境中,异质性对于建立和保持平等的文化交流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忠实”保证了异质性能够译介到目标语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忠实”这个标准并不应该废弃。但是,“忠实”并不意味着语言层面上的绝对对等,它首先应该是指译者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则应该视译出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不同交流阶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