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善治作为政治学、行政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术语,频频出现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之中,逐渐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研究领域。善治是以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管理过程,是良好且有效的最佳治理状态。探索善治之道、迈向善治政府,是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不懈奋斗的目标。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善治还远没有实现。从理论上来看,善治与善政、治理之间的概念界定不清晰,且由于善治理论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土壤之上,其在我国的现实基础存在着缺位状态。从结构上来看,我国治理的主体还很单一,并且实现善治所需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心理环境比较复杂。从过程上来看,善治在政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从善治的表征性上来看,善治缺失外在表现为政府合法性减弱、透明度不高、回应不及时、法治不完善、有效性不足等。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传统、当代中国国情以及我国行政系统的内部弊端入手,分析善治在当代中国缺失的原因。从历史文化传统方面来看,传统政治文化中如“官本位”思想以及“讲人情”和“重面子”等传统“人治”思想等消极因素在当代仍有延续,加上传统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下专制统治模式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完全瓦解,两者或多或少阻碍了我国良好治理状态的达成。从我国行政系统内部弊端来看,首先,行政人员行政伦理的缺失致使公共权力出现异化。其次,科层化的政府组织结构催化了行政之恶的显现。再次,根本性元制度以及实践层面的具体制度等保障善治实现的制度安排存在缺位。从当代中国国情来看,首先,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权力和资本的非良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降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其次,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对维稳的重视减弱了其治理能力,降低了治理效果。再次,社会结构的单一性以及公民参政意识的缺乏等社会和心理条件的缺失,在客观上影响着我国的善治进程。本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当代中国实现善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一方面,从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流变趋势以及近年来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出走向善治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就目前经济政治社会状况而言,我国是具备实现善治的基础和条件的。在理论层面上,本文试图构建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善治理念即善治官僚制。因为善治与官僚制虽然看似矛盾,但却共同蕴含着政治民主化的价值内涵,可以互取所长,相互融合。在现实应用中,本文尝试在对国内外治理或善治评估体系研究的回顾及反思中,构建适用于我国的善治评估体系框架。这一框架着重在政府管理行为以及公民、社会参与行为这两个维度上评价善治的实现程度。最后,本文关注了温岭民主恳谈会这一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认为其协商民主的性质以及对于公民参与的确认和保障,再加上其实践成效,应当而且能够成为我国实现善治的经验加以参考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