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维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转的基础,农用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具有保护粮食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等复合功能。土地具有有限性与稀缺性,如果任由市场配置土地资源,会导致土地流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领域,尤其是工业领域,从而忽视土地的农业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农用地用途进行管制,防止农用地出现“非农化”现象。农用地用途管制作为防止农用地“非农化”的基础制度,具有刚性约束力,成为治理农用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的重要抓手。本文立足于我国农用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法律、政策与实践发展现状,对农用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界定与分析,并详细阐述了该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存在价值。在考察农用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历史沿革的同时,对该制度的现行法律与政策规定进行简要总结,详细分析了农用地用途管制目前存在的问题。以成都市耕地保护补偿基金、江苏省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制度和泰安市“田长制”改革试点为主要蓝本开展实践考察,旨在为农用地用途管制的完善提供实践经验和方向指引。农用地用途管制制度自1998年《土地管理法》确立以来,发展至今已经数十载,主要集中在完善耕地用途管制措施方面,例如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实现了对耕地从数量、质量到生态的全面管制,分级分类明确了耕地利用的负面清单等,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在农用地用途管制发展过程中,对非耕农地的用途管制未能够与对耕地的用途管制“齐头并进”,非耕农地管制法律体系存在真空地带。除此之外,导致实践中农用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一方面是缺乏对农用地保护主体的补偿激励措施,利益失衡降低了其法律认同感,挫伤了其农用地保护积极性与守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农用地监管体系存在漏洞,未能充分发挥农用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人的监管作用,执法能力不足,致使监管乏力。最后,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完善,缺少对农用地内部违规转用与质量管控的规定,也为农用地违法利用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背景下,为实现对农用地全领域全要素的的管制,本文创新性提出明确非耕农地分级分类利用的负面清单,填补法律漏洞,实现对非耕农地的全面管制。另外,本文详细介绍了成都耕地保护基金制度与江苏省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制度,以期为我国建立农用地保护补偿制度提供经验启示,实现对农用地保护主体利益的均衡保护。本文还介绍了山东泰安“田长制”管理模式,为我国促进执法力量关口前移,改革农用地管制执法体制提供经验借鉴。通过详尽的论述,最终形成了完善农用地用途管制的基本思路与建议,在基本思路上,本文主张首先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其次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对农用地保护主体进行利益补偿,再次实施多主体综合治理,发挥不同主体管制优势,最后主张强化信息化监管,为未来实现农用地用途智慧化管理奠基;在具体完善建议上,首先主张建立非耕农地分级分类利用负面清单,其次建立复合管理机制,实行多元化补贴激励措施,再次建立农用地“田长制”管理机制,最后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保障上述制度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