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终结”之后,自由民主制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反而呈现出衰败的景象。福山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失败以及美国政治的衰败,开始反思这些国家为何没有取得成功。福山受到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马克斯·韦伯的国家观以及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主义的影响,认识到这些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国家能力的弱小,然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却面临着国家能力过强的困境。对此,福山提出国家、法治与民主三大制度支柱并强调实现三者平衡的重要性。福山的国家能力理论不仅仅是站在国家中心的立场上,而是注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而具体体现则是国家能力与法治和民主的平衡。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的前提和保障,应当将其置于中心位置,但是国家能力并不是越强越好。要想“达至丹麦”,需要遵循“国家能力优先”的次序,并根据各国现实情况而定,这是福山开出的“对症下药的处方”。福山认识到执法能力是国家实现意志的重要能力体现,也是影响法治水平的关键,需要加强执法制度供给和体系建设。福山在国家能力内涵深入上的缺憾使得其国家能力理论存在较大的不足。同时过于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而缺少对社会自主性的重视和分析。福山对中国的国家能力给与了极大的肯定,有诸多准确的判断,但也存在误解,其“法治在当代中国的挣扎”一语确实指出了中国的法治建设问题,但是以缺少产权保护为由认定中国法治缺失显出其认知的偏见。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法治国家建设的当下,中国需要明确当前的国家能力现状,根据国情适度扩大自主权,建设“小而强”的政府;坚持法治优先战略,提升法治能力,加强社会团结,打造“强国家-强社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