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起源于国际商事仲裁,但与国际商事仲裁有所不同。国际商事仲裁涉及的双方是平等的主体,而国际投资仲裁涉及的双方是投资者和东道国。国际投资仲裁兴起以来,延续了国际商事仲裁中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传统,忽视了对东道国公共利益的保护,导致投资者和东道国矛盾加剧。由此,批评之声随之而来。本文将从东道国角度出发,探讨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如何对东道国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问题。本文第一章界定了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公共利益的概念,并对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中涉及东道国公共利益的主要条款做了详细介绍,指出目前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公共利益保护不足的现状,强调保护东道国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和意义。本文第二章从投资协定、仲裁庭、投资仲裁体制角度分析了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公共利益保护不足的原因,选取了三个涉及东道国公共利益保护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分别是S.D.Myers公司诉加拿大公司案、Philip Morris诉乌拉圭案和阿根廷投资仲裁案。本文第三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ICSID机制、NAFTA机制、TTIP机制、TPP及CPTPP机制下涉及东道国公共利益的具体规定,并在评价各个主流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中得到启示。第二部分从合理规定投资协定相关内容、约束条约解释机制、改善争端解决程序、提升透明度四个方面出发,提出完善东道国公共利益保护的具体建议。最后,落脚到我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保护公共利益的对策研究。东道国公共利益保护是缓和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矛盾的需要,是国际社会责任理念兴起的要求,也是国际投资法的本质要求。我国作为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经济实体,有必要重视东道国公共利益保护问题,一方面,提升我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提出有利于保护我国公共利益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