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一直颠簸前行。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从西方舶来，对古老的中国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激进理想主义的急剧膨胀，几科让传统面目全非、茫然无存，神州大地不断挣扎于转型苦难与挫折的深渊。几经波折与期待，历史诡谲地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时代背景的市场经济属性，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成为我们这个后发国家的历史性大课题。改革开放使我们受惠于市场经济,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在缺乏精神与道德维度的支撑时所形成的负面冲击力与解构力。在后革命时代的今天,而对成就与问题,我们理应对过去的传统怀有一种更加亲切的敬畏,而对未来的发展则保持更为审慎的态度。总之,我们所应思考的是,利用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潜在的一切资源,顺应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高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与市场经济的“亲和力”,以成功应对市场经济的强力挑战。这一立场显然带有一定意义的保守主义色彩。在这样的背景下,庄士敦的保守主义思想之研究一是种时代的要求,其价值和意义并非只其理论意义。庄士敦的保守主义思想十分零散,并不成体系,因此,我们运用系统研究方法、理论研究方法、文献研究办法以及历史研究方法,以文化、宗教和政治三个方面为纲目,对其思想作出条理有序的系统整理。在文化方面，庄士敦珍视并推崇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通过他对儒学的介绍，对儒学在两千多年历史中能保持强大生命力原因的分析,让我们在认识我们古老传统的现代性价值上形成一种新的视角。在宗教方面，庄士敦本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心态，反对基督教对中国精神领域的“入侵”,对传教士的傲的傲慢态度和行为大加鞑伐，并在肯定宗教作用前提下，倡导回归中国宗教传统，保存和延续中国本上的宗教文明。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跨文化的博大胸怀，而在接受这种精神感染的同时，也让我们打开了领略宗教奥秘和自身传统宗教遗产时的眼界。在政治方面，庄士敦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反理性主义的、英国式的经验主义的,在他的字里行间常常可以观察到他对理性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拒斥。在此基础上,他尊重传统,认为维护传统足大众的普遍心理趋向，而传统是一个开放性、流动性的空间，是塑造民族“灵魂”的土壤；他反对激进理想主义下的暴力革命,认为革命既非人民所愿,也会割断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他认可渐进式的改革，认为这是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更为稳妥的方式。庄士敦政治保守主义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抑“共和”倡“君主”,主张回归儒学的政治观。他反对“共和制”，因为民国推行的是有名无实的“假共和”；他幻想立宪君主制政体，因为这种政体顺应了传统型的政治合法性；他失落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终结和儒学的没落，庆幸于政治保主义的复兴和儒学的短暂回潮，进而据此提出回归儒学传统的儒学政治观，并对之寄予很高的期望，而他在英租威海卫的治理实践证明了儒学政治观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世易时移，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今天，我们必然要思考庄士敦保主义思想对现代化转型所具备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对当下以及未来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而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是一切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源整合的方向性坐标，因此，重估庄士敦思想价值的基础，应牢牢把握致力于提升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与市场经济“亲和力”的现代化理论，要关注东方文明的“超稳定”与文化斥异机制：西方文明的变异与“亲和力”的提升机制；文化斥异机制的满打满算与现代化转型受挫原理：“形式”拷贝与“功能”,趋同的选择。当然,价值重估也还要遵循相应的方法论要求,即既要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待问题，又要突破效用思维逻辑努力挖掘思想的人文价值。在理论和方法论支撑下，我们对庄士敦保主义思想的价值重估要从文化、宗教和政治三个方面展开。在文化方面，庄士敦突破求“富强”思维的传统继承之道，为我们重视和继承传统提供了新的路径或者新的思考方向,而他致力于探索的儒学普世价值，则有利于世界精神文明的整体性保存和发展。在宗教方面,庄士敦对宗教精神的强调和认可，有助于人们抵制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侵蚀，有利于自律精神的培养，从而消解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他对中国本上宗教文明和东方精神向度的维护，或许更有利于我们利用更为熟悉和习惯的本上资源来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在政治方面，庄士敦对政治理性主义的警惕和拒斥在今天仍然不失其鲜活价值，而他对温和、审慎改革精神的强调，也提醒我们更加珍视当下这种宝贵的保主义倾向。此外,庄士敦在政治层面的立宪君主情结可以生发出新的现代性价值，即现代政治必然要调和与精英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精英政治。就中国基层治理而言,庄士敦儒学政治观所显现的精英政治倾向，以及他在英租威海卫的精英治理个案，或许可以为我们打通市场经济时代的乡村治理之路提供宝贵的启示。最后，庄士敦在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基础上，以其西方话语背景所作的思想探索，其当代价值和意义就变得更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