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和奚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两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本是同源,自北魏时便各自与中原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交往,尤其到了中国封建社会鼎盛阶段的隋唐时期,他们与周边各政权的关系就更加复杂起来,既有对隋唐王朝主动地尽藩臣义务,如归附、朝贡、助战立功及派遣质子等,也有与隋唐王朝的矛盾与冲突,主要集中在隋初、隋末唐初、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及唐朝末年;既有对突厥、薛延陀、高丽与回纥等周边强大少数民族政权的服从,也有对强大少数民族政权的叛离与战争;既有与周边弱小民族军事上的联合,也有彼此之间引发的冲突。契丹和奚与周边政权发生复杂关系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在隋唐时期得到过几次大的发展,如隋文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在隋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这两个原本时常争斗的民族摒弃矛盾,加强彼此的交流与联合,这使他们实力大大增强,在武则天时期叛唐后,牢牢占据辽西地区,号称“两蕃”;除隋唐王朝外,两蕃还曾多次依附突厥、回纥这些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从跟随其侵犯中原边境战争的抢夺中快速聚敛财富,使他们有了越来越多与外界发展关系的资本。另外,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基本需求,两蕃也不例外,这成为其调整与外界关系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他们社会形态低,文明程度低,这使他们呈现出对周边各政权的不稳定状态,能从中得到好处则归附,反之则易于反叛。两蕃周边各政权也成为其调整与外界交往的外部因素。周边政权的势力强大与否成为两蕃附与叛的重要依据;周边政权统治阶级民族思想及民族政策正确与否也影响两蕃附与叛。两蕃南接营幽二州,北毗靺鞨、室韦等东北少数民族,东距高丽,西临突厥,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使他们对周边政权的态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周边任何一个政权政策的调整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中原的农业经济给两蕃的发展以稳定供给,是两蕃向往的,在这一经济模式的扶持下两蕃获得真正地、快速的发展。两蕃向隋唐靠拢,隋唐王朝与之和亲、册封其首领并对其部落进行妥善安置,使两蕃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形态得以提升,在东北地区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相反,两蕃对中原王朝不尽藩臣义务,不恭顺,破坏了隋唐王朝与之建立的良好的关系,将招致讨伐,使他们实力严重受损,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两蕃受突厥、回纥或高丽的控制时,虽然能够跟随他们靠抢夺快速聚敛财富,但在其游牧民族的管理模式下生存,远远不及在隋唐先进的封建制度下的发展,还时常受到这些强大少数民族政权的虐待,毫无生存权可言。正因为契丹比奚更频繁地向社会形态先进的隋唐王朝靠拢,得到的抚持更多,所以他们的发展实际上并不均衡。也正是这个原因,唐朝时两蕃虽渐渐联合,一起行动,但由于契丹在隋时实力大增,已经超越奚,所以在唐代后期两者差距拉大,经常是契丹要挟奚与之联叛。对两蕃周边的各政权来说,两蕃归附,都可以成为他们向其他强大的政权发起政击的先头部队,成为牵制对方的有力武器,因此他们往往成为这些强大政权争取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