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之中,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社会政治领域发生着巨大改变。这些社会巨变背后是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其中既有新问题也有积攒多年的老问题,在解决大量问题的过程中,原有旧制度逐渐无法满足需求,致使新型制度不断出现,并在解决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制度创新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官民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建国后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也十分关注政府与民众的联系,通过建立各项具体制度实现政府与民众的政治沟通,确保官民之间信息充分对流。但随着市场经济将人们带入利益社会,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也开始带有一定的利益性,官民关系更为敏感和复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利益博弈。所以地方政府此时所进行的任何政治决策都同民众利益息息相关,若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充分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则会使地方政府决策缺少民意支持,增加官民之间的隔阂。鉴于此种情况部分地方政府面对转型期复杂的社会问题,认识到现有沟通制度的不足,通过开展官民之间政治沟通制度的创新,不断提升制度供给能力,满足官民政治沟通的实际需要,成为当代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亮点。本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首先介绍论文选题的现实意义,并对现阶段政治沟通和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基本描述,在此基础上对本文所运用到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介绍。随后指出本文所应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中的创新点和不足,通过导论部分为后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介绍地方官民政治沟通制度创新的宏观背景。转型期社会环境的变化、公民意识的苏醒、地方政府考核制度的变迁、现有地方官民沟通制度的不足这四方面构成的宏观背景,直接影响着地方官民政治沟通制度创新。第三部分分析地方官民政治沟通制度创新的实践形态。对已有创新实践进行研究,将典型创新案例归为六大类：即人大制度与沟通创新、信访制度与沟通创新、决策过程与沟通创新、监督制度与沟通创新、社会组织与沟通创新、信息平台与沟通创新,进行逐一分析。同时从整体上把握地方官民政治沟通制度创新,进一步解释创新的路径特色。第四部分本文从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两个视角认识创新得以进行的条件。从理性选择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在沟通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创新的低成本、政治风险低、收益多元化与长期性成为影响地方政府推动创新的主要因素。同时本文还从“需求—供给”的新制度主义视角阐释沟通制度创新背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的需求,以及制度创新供给能力对创新所产生的影响,认识创新背后的多重影响因素。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基于文章主体部分的研究,本文得出关于地方官民政治沟通制度创新的相关结论：认为这种制度创新是“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发展；是以合作平台促使官民之间达成共识的有效渠道；从当前形势而言创新也具有一定可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