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被认为是应对当前“社会不可治理状态”或“治理危机”下提出的一种创新思路,其本质是寻求公共治理的变革之道,即持续追求公共治理的有效性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镶嵌在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之中,且在公共治理模式变迁的不同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心也有所不同。在公共行政学独立以前的前威尔逊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主要蕴含于西方政治思想之中；在传统公共行政的威尔逊——韦伯时期,社会管理创新则更多表现为对以效率为核心的工具理性的崇拜；新公共行政时期的社会管理则在对以效率为核心工具的工具理性批判基础上开始对社会公平的价值理性进行呼吁；新公共管理时期,伴随着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浪潮,社会管理创新又转向对管理主义的回归；紧接着治理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使得公共治理进入到多元主义时期,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明显带有一种多元主义的色彩。但无论处在任何时期,不管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心如何转变,其本质仍然是在寻求有效的公共治理,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有效的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必须符合帕累托原则、正义性原则、互惠性原则三个标准。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并不是单一的政府主体能够主导的。针对当前复杂性社会治理危机的现实,必须以这三个标准为根基,张扬一种公共理性,进行公共治理的社会建构。公共理性是作为有效公共治理的前提而存在,公共治理的实现依赖于公共理性的指引。张扬公共理性的公共治理的社会建构,包含了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1)它是有关公共的理性,其主体关怀是关于公共价值的追求及其正义的分配；(2)其本质与内容是由公共推理产生出来,这种推理过程是基于互惠性原则上的审议民主；(3)公共治理的社会建构的关键在于重塑公民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