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研究。因为此次金融危机期间,主要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不确定性水平大幅上升,许多学者和政客认为不确定性水平的提高造成了经济衰退,并使经济恢复缓慢且乏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政府为应对经济形势而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由于其不明朗的政策效果而使经济参与者产生不一致的预期,造成的经济风险。对中国经济而言,从2012年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的发展模式展现出与以往的大不相同,而且不确定性处于较高水平。对此,本文希望回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冲击,国内和国外的不确定性冲击会有什么异同之处。幸运的是,Baker等(2016)编制的EPU指数使得对不确定性影响的量化分析变得可能。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文献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基础上,简述了不确定性的“实物期权”与“金融摩擦”的传导渠道。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政策的历程,通过建立四变量的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来分析国内外不确定性的冲击效应,并检验冲击的实物期权机制。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总是能够产生实体经济的实物期权效应,只有当不确定性处于峰值时,较处于中低位水平的不确定性相比,才更容易产生带有实物期权性质的负向冲击效应。因为在某些经济背景和历史时期下,经济政策在加剧不确定性的同时,其政策自身具有利好性质的正向效应会冲销处于中低位水平的不确定性的负向效应,当处于高位的不确定性冲击显著强于政策的利好效果时,不确定性的负向宏观效应才是难以对冲掉的。(2)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内部相比,产生了更多的逆周期效应。内部冲击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别是经济低迷时期,在政策所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冲销了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后,产生了微弱的正向效应。这是主要是因为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多为糟糕且消极的政治经济事件,而内部不确定性冲击更多的是自身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后果。(3)中国宏观经济对不确定性的消化能力和反应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迅速且敏感到越来越迟钝且微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防范风险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伴随中国进入新的经济转型期,政策的效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宏观经济对传统经济政策的“抗药性”逐渐加强,政策调控难度也逐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愈发明显。最后本文还提出了指数编制上的思路,并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给出了本文结论相关的建议:当局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