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成为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高峰,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哲学家们纷纷建构起一种具有知识性、真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些形而上学不仅是成为包含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产生和存在的终极根据,而且在其中也锻造出真正属于形而上学自身的哲学方法。随着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自身形态的不断发展,其哲学方法论也存在着不断转变形态的演进过程,而揭示这些哲学方法论自身发展的逻辑进程,就成为了本文研究的核心和主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以来,“逻各斯”和“努斯”就内化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精神特质,并在其中孕育出理性通达本体的哲学方法论,如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柏拉图的“回忆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通神般的“沉思”等等,最后在古希腊哲学的母体中结出了形式逻辑工具论的果实。中世纪哲学沦为了神学的婢女,哲学方法自然成为了为宗教和上帝服务的神学方法。伴随着文艺复兴的觉醒和数学、自然科学的独立,培根用《新工具》率先启动了以科学方法替代旧神学方法的“方法论革命”。随之笛卡尔在《方法谈》中对于理性演绎法的确立,斯宾诺莎专门在《知性改进论》中讨论方法论问题,并在《伦理学》中开始尝试用几何学的方法来建构起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可以说,近代经验论哲学因袭了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而唯理论哲学更加信赖数学演绎方法的可靠性,原因在于这些近代哲学家们看到了作为知识性的形而上学与科学知识之间在方法上存在着同构性。休谟的怀疑论不仅让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陷入了知识论危机,更让哲学家们意识到,形而上学不能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建构,必须打造出属于哲学自身的哲学方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仅让超越科学之上未来的形而上学建构成为可能,而且也提出了属于先验哲学自身方法的“建筑术”,从此开启了形而上学方法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建构之旅。康德运用先验知性范畴综合一切经验现象的“建筑术”方法论,不仅具有数学般的普遍必然性,而且经受得起怀疑论者的怀疑,同时康德也在实践领域中用“建筑术”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费希特将康德的“先验自我”提升到的具有“创造性活动”的绝对自我,从而完成了自我和非我之间相互设定的主观演绎法;谢林充分意识到费希特主观演绎法无法摆脱“唯我论”的主观局限性,失去了客观的知识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于是,谢林转向知识论立场并确立了主、客观同一的“绝对”,将自然界和自我意识视为“绝对”的客观和主观存在样态,进而将费希特的主观演绎法转向了主客同一的客观演绎法;谢林的客观演绎法被黑格尔吸收并改造成为理念——自然——精神的思辨哲学体系,辩证法方法切入事物本身的“内容”,与事物自身运动方式达成了一致,从而辩证法方法完全超越了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数学的演绎方法,成为了既分析、又综合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因此,黑格尔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推向巅峰的同时,也完成了哲学方法与本体论的统一,即辩证法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纵观哲学方法自身的发展逻辑进程,我们会发现哲学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存在形态密切相关,有什么样态的形而上学就有什么样态的方法论;哲学方法论更与认识论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形而上学认识方式决定着方法论的生成方式;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都在试图超越传统的形式逻辑,在由康德的先验逻辑向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发展进程中,方法论与逻辑学之间同样保持了发展的同构性。西方后现代哲学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出现了哲学向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转向,但在哲学方法论的建构却从未中断过,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现象学方法仍旧代表着打造属于哲学自身方法的现代取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方法论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理解,而且也会为我国建构新时期形而上学提供方法论上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