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为农民刊行的报纸,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1925年3月1日创办,初期为旬刊,第7卷起改为周刊,1932年7月16日停刊,再于1934年12月31日复刊,后因战事辗转内迁直至终刊。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乡村教育部创办的农民读物,该报在农民教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累积的大众传播实践经验也对我国农民报刊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农民》报视为一份具有启蒙性质的农民读物,选取1925-1932年的报刊文献资料,结合平教会同人的乡建思想和编辑团队的办报理念,通过研究该报对于民国时期农民群体的认识和形象塑造,来探讨《农民》报怎样向传统农村展现“新”与“旧”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将知识精英的乡村现代化改造理念输送至“无知无识”的农民?在这颇具创新性的启蒙实验中,《农民》报自身有何发展演变,这种变化背后是否有“下乡博士”与底层乡村社会的互动需求?并试图透过《农民》报深入探寻农民报刊的生发境遇,以及在时代背景和救亡图存呼唤之下报刊与社会的关系。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缘起、研究意义与目的、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与思路、研究的创新点等内容,对研究方案作出充分论证。第二章,笔者简要介绍了时代背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简要交代,论述了《农民》报的创办宗旨、发展流变及栏目设置,分析了该报从“乡村教育者”向“农民机关报”转变的努力及意义,并重点考察了该报的主持人群体。《农民》报社各职皆由平教会同人担任,这批“下乡博士”具有双重角色,他们既受晏阳初等乡建领袖的感召而来,又通过办报向农民读者宣扬乡建理念。在定县的乡建活动中,他们的办报理念不断得到补充发展,这种办报实验反过来也推进了乡村改造工作。第三、四章则通过对《农民》报(1925—1932)文献资料的分析爬梳,结合报社同人的办报理念,来分析该报呈现的“旧农民”和“新农民”各自的特质与内涵,并归结出在这一过程中,该报作为乡村新媒体所采取的形象建构方式。第三章论述了《农民》报运用“耻化”叙事策略建构了“愚、穷、弱、私”的“旧农民”形象,该报希望通过明耻教识来向读者揭示当时中国之困苦、农民之艰苦,以此促使农民群体的自省。第四章沿着前章思路,进一步分析报社同人想象中的具备“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的“新农民”形象,且在这一反向价值建构的过程中,该报作为首份农民报刊创新性地使用了“立典型”的宣传方法,通过塑造新时代的改良理想向读者提示现代农民应有的素质,并引起农民务实发展的自觉。第五章,立足前两章《农民》报对“旧农民”与“新农民”的形象建构过程分析该报如何“化农民”,即培养农民成为新的社会力量进行乡村自治,同时依据报刊栏目内容从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等四个维度考察《农民》报所做的本土化尝试,并详细阐述在这一过程中所凸显的“农民化”表达方式。结语部分则立足民国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从实验式办报这一角度出发,来归纳探讨《农民》报如何通过建构农民形象来达成“造就新农民”的终极目标,并基于《农民》报由“乡村教育者”向“农民机关报”的变迁,勾勒出《农民》报作为我国第一份农民报刊的成长历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照了“下乡博士”与底层农村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