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角度和研究意义。第二部分是《史记》与《左传》春秋时期人物形象的比较。本文从以克己复礼为内涵的君子形象、以建功立业为内涵的贤能者形象和以隐忍发愤为内涵的烈丈夫形象这三种类别来比较《左传》与《史记》人物记载的差异,认为《史记》对《左传》中的人物形象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造,它剔除了《左传》中人物形象不合时宜的“礼”的成分,突出了积极有为的人物形象。第三部分是司马迁重塑《左传》人物形象的两个原因。一是礼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扬弃。春秋时期,礼有“仪之礼”和“德之礼”双重涵义。《左传》既重视仪之礼,也重视德之礼。而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主要奉崇黄老之术,不重视儒生和礼制,武力仍是得天下和守天下的主要手段,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和长期战火,礼制自身已残缺模糊。这些时代因素深深影响了司马迁的价值观,使他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周代礼制,有所取有所不取。二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动机。《左传》塑造人物形象是为了彰示历史人物的善恶,因此以“礼”为尺度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司马迁整编《左传》素材并不是为了单纯地重述旧史,而是力图借助对历史众生的解读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推古论今的创作思想既注入了司马迁对人自身生命意义的反思,也注入了他对政权统治的反思。在人生方面,司马迁认为生存的价值在于“立名”,为此,人需要有隐忍发愤的意志;在政治方面,司马迁注重最高统治者的素质修养,提倡礼让,能够知人用人。第四部分是对司马迁重塑《左传》人物形象的平议。第一节认为司马迁虽然自觉修史,然《史记》的春秋部分意不在于保存《左传》史料。在取舍《左传》素材过程中,它舍弃了大量小诸侯国的资料,从而也舍弃了许多较为典型的历史人物。第二节认为司马迁的反思是未完成的人生思考,包括克己修身与悲剧命运的困惑,守礼君子与有为之士的行为矛盾和谦让高洁的政治理念的窘境。第三节认为司马迁对《左传》人物形象的重塑是时代转变下的巨大进步,他建立了全新的人生价值模式,提出“俶傥非常”这一独特的人生观,不以成败论英雄,敢于突破世俗礼法的观念。第五部分是结语。简要总结以上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