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型冠状病毒向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我国产业价值链升级迫切性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期促进产业结构价值链攀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已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数字经济政策体系。但是,地方政府争先出台的数字经济政策与产业结构二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以及二者的逻辑机制是什么,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有力证据支撑。据此,本文提出问题:各地竞相出台的数字经济政策能否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实现机制又是什么呢?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对数字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探究。首先,利用统计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现状、演化特征及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其次,借助相关理论体系,识别数字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机制路径,即数字经济规模效应与产业创新发展效应。再次,通过借助双重差分模型（DID方法）,基于我国207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的作用及其影响机理。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数字经济宏观政策框架体系作用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得到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一定优化。第二,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角度,数字经济政策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异质性的检验结果也支持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第三,从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政策有利于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不过,分区域的回归结果却显示,数字经济政策仅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对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第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政策不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还是合理化的作用机制都是通过数字经济规模效应这一中介机制得以实现,但是,其产业创新效应这一中介机制却缺乏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无论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方法）,还是改变时间窗宽检验,抑或进行替换自变量的回归检验,上述实证结果都是稳健的。本文为数字经济政策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证据支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数字经济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从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制定适切的政策引导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