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作为时代的呐喊，是因为物质世界的大获全胜并不暗含着内心生活的共同提升。在这些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中，生态环境持续的恶化使得人们内心的灵魂不可避免地遭受着痛苦，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内心是多么的贫穷与空虚，成为一种残酷的、没有人性的力量的受害者，国家和个人都受到生态灾难的无情蹂躏。这样一场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深深地触及人们的情感和信念，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反应的话，人类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因此，莱斯需要唤醒人类自身的力量意识，并告诉他们，这种内心力量会战胜所有外来的压力，拯救成为紧迫而又令人焦虑的生态危机。
　　论文主要采用构建文本框架体系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生态问题。首先，通过对莱斯“自然的控制”的历史探寻，对科学技术具有“原罪”的性质做相关的说明与介绍，揭示出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批判特质，突出其逻辑思想的清晰深刻;其次，通过比较莱斯本人各个阶段的理论共同点及差异，详细地分析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表现，提出重建科技伦理，实现人类与自然走向和解的任务。
　　论文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即包括穆勒、马克思、马尔库塞、阿格尔等人对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点分析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过程;第二，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点:“控制自然”意识形态批判，即包括“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祛魅，分析了当前生态问题上的两种肤浅认识及三种“生态新思想”，并对“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历史生成与流变作了分析，提出生态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是人“控制自然”的内在观念;第三，依据上述理论观点，探讨莱斯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批判的三个维度，即技术理性批判的维度、社会制度批判的维度和文化价值批判的维度等，其宗旨是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种种失误及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根源，谋求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应;第四，“控制自然”意识形态解困的目的指引: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即从人的需要出发，剖析“需要”概念及目前流行的三种需要模式、满足需要的四种布局，有针对性地指出入的真实需要是在生产活动领域而不是消费活动领域，并结合穆勒的“稳态经济模式”理论提出要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指明了方向;第五，分析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局限性，探索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指出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构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