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与传统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核心,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尽管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还存在一定差距,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新型城镇化和农民收入的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那么如何准确把握我国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和农民收入现状?新型城镇化和农民收入具有相似情况的地区有哪些?如何考察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以及有什么样的影响效应?针对不同类别地区应采取何种有效措施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了摸清我国农民收入及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现状,本文根据相关数据对目前农民收入规模进行了分析,同时使用Moran’s I指数分析了各省市的农民收入的空间聚集性。在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后,采用熵值法对目前我国个省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现状进行了评价。为了对新型城镇化和农民收入现状相似的地区进行聚类分析,本文使用了K-means聚类算法将我国30个省市分成了5类。为了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本文选取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经济城镇化率、就业城镇化率为自变量,选取农业经济水平、农村资本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率、财政支农力度为控制变量,通过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了参数估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民收入从2009年到2018年增长了近2倍,增长速度最快的为我国西部地区。在空间上,农民收入具有空间相关性,具体表现为LL聚集和HH聚集。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表现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发展质量最突出的前5名省市分别是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聚类结果表明第一类省市(A类)包括海南、吉林;第二类(B类)包括山西、陕西、新疆、四川、广西、黑龙江、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第三类(C类)包括河北、湖北、安徽、湖南、河南、辽宁、福建、内蒙古、宁夏、重庆、广东、江西;第四类(D类)包括江苏、山东、天津;第五类(E类)包括北京、浙江、上海。从新型城镇化质量来看,D类和E类省市最高,其次是C类,再次是B类,A类最低。从农民收入水平来看,E类省市最高,其次是D类,再次是A类和C类,B类最低。通过空间计量发现农业经济、农村资本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率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农村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间接效应;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口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经济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通过经济的城镇化产生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新型城镇化主要还是从人口的城镇化来产生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不仅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快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并针对不同类别的省市提出了适用的差异性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