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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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诈骗犯罪从以往面对面的传统诈骗发展成为现在的集团化、产业化、非接触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诈骗犯罪呈现出团伙作案趋势,各行为人虽互不相识,但犯罪团伙内部层层分级、分工明确的特征日益显现出来。当前,一直以来,各机关实施不同政策,与时俱进的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规制,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效果明显。但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复杂性,司法机关首先侦查抓获的都是下游帮助取款行为人,对于上游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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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诈骗犯罪从以往面对面的传统诈骗发展成为现在的集团化、产业化、非接触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诈骗犯罪呈现出团伙作案趋势,各行为人虽互不相识,但犯罪团伙内部层层分级、分工明确的特征日益显现出来。当前,一直以来,各机关实施不同政策,与时俱进的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规制,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效果明显。但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复杂性,司法机关首先侦查抓获的都是下游帮助取款行为人,对于上游诈骗正犯通常都会使用各种手段隐藏身份,或者藏身于境外,不易抓获、陷入办案僵局。而帮助取款行为对整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论诈骗犯罪实施到什么样的状态,只有帮助取款行为人最后提供帮助进行取款、转移资金,才能在诈骗罪构成要件全部实施完毕的基础上进一步定罪处罚,所以对于已经抓获的帮助取款行为人如何进行司法定性,就成为了重点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加清楚地体现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判决现状,借助裁判文书网,以“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判决书”为切入点,检索2019年1月-2021年8月的相关案例140个,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当前司法认定现状做总体的梳理,发现法院关于帮助取款行为定性问题上,在考虑了“对事前通谋的认定”、“取款行为发生时间”、“主观明知”、“取款人主观目的”等四个方面后,主要争议是集中在诈骗罪共犯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两个罪名之间犹豫。同时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模式,以及帮助取款行为类型进行具体划分,在此基础上找到争议类型,梳理背后成因,一方面是现行法律解释《意见》中关于明知和通谋认定的法律规定并不清晰,另一方面,一些理论问题如诈骗犯罪既遂标准和帮助犯介入时间节点等,依然有学者持不同看法,最终造成司法实务中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帮助取款行为定性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想要准确定性帮助取款行为,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明知”和“事前通谋”的内容和程度范围,通过司法推定,结合客观因素综合判定主观是否达到“概括的明知”程度,即只需认识到取款的资金来自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即可,无需对是否知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具体细节做过于严苛的要求。其次,要理清作为帮助犯参与犯罪成立共犯的时点问题。从犯罪本质即被害人受侵害程度的立场出发,在采用“失控说”作为诈骗犯罪的完成既遂标准的基础上,以犯罪构成要件实施完毕为帮助犯成立时间节点为基础,当帮助取款人参与犯罪是发生在电信网络诈骗完成以前,认为其帮助取款行为属于整个诈骗犯罪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按照共犯定性;当帮助取款行为人是在电信网络诈骗完成之后才参与到犯罪之中,且与诈骗正犯并没有事前通谋达成合意,其行为则按照犯罪既遂后的赃物处理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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