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指出,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齐头并进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追求质的飞跃的全新城镇化。至新世纪中期,我国将有约5亿农村人口成为新型城镇化大舞台的主角,他们将终结农民身份,彻底实现城市化、现代化转型。如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时代乐章不仅随着新世纪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欣然拉开序幕,而且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推进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点工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紧接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党的最高决策,无疑为"二元"户籍制度敲响了丧钟,它标志着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身份制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党的最高精神,无疑为几亿农民市民化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的春天已经到来。然而,欣喜之余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规模如此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毕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仅涉及几亿农民,还涉及几亿市民;更何况,农民市民化进程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然触及国民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终绕不过"固化的社会结构"这道坎。故此,可以预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程势必困难重重,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言——旧事物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必然会垂死挣扎,新事物的出现和成长必然充满艰辛和挫折。但是,几亿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已不可阻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解各种阻力,化解各种困难,顺利地循序渐进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这不仅是各级政府与实践工作者必须解决的核心实践难题,也是社会科学乃至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实践为宗旨,寻求有效措施化解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各种障碍与阻力,为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提供解决策略与政策建议,正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属。本文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治理这一中心问题,提出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共同发展与共生进化的基本观点,并从"共生现状"、"共生制约因素"、"共生进化路径"三个方面谋篇布局,搭建研究框架。本文大体框架结构包括"一个中心"、"三个问题"与"两个支撑"。"一个中心"是如何从共生思想高度治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即如何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共生"治理。为此,必须阐述"三个问题",即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共生现状如何?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共生阻力主要是什么?如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共生进化?相应地,形成了本文第三、四、五章。所谓"两个支撑",一是理论工具支撑,即理论基础,包括该理论的主要原理、观点与分析方法;二是政策文本支撑,即分析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为阐述"中心"问题提供支持与帮助。相应地,形成了本文第一、二章。本文共包括四个部分,具体结构及内容分述如下: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通过对相关问题的阐述,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主要内容包括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相关理论研究综述、研究的内容与预期目标、研究思路与方案,等等。第二部分,即主体部分,包括第一至五章。第一章,共生理论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为了深入阐述"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共同发展与共生进化"的基本思想,进而解决"如何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共生’治理"问题,有必要对共生理论及其对于本研究的价值予以阐述。本章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共生理论及其主要内容,包括共生概念及其发展、共生三要素、共生的条件及共生分析方法。二是社会共生理论的提出及主要观点。三是本文的话语特点、理论假设及共生分析框架的建构。第二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变迁与范式转移。本章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有关农民工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根据不同时期政策的特点,对农民工政策的发展阶段做了粗略区分。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农民工政策的价值取向与范式转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家农民工政策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移,政策范式转移在政策话语、政策问题认定、政策价值取向与政策工具选择等方面均有体现。首先,我国农民工政策话语在对政策客体的称谓及政策客体定位、政策措施表述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政策话语整体上趋于平等化、丰富化与人性化。其次,政策问题认定经历了从"临时工管制"到"流动人口管理"再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转变,总体而言,政策问题认定趋于全面化、合理化、精确化、深刻化。第三,政策的价值取向也经历了从"保障城市"到"城乡统筹发展"再到"人的城镇化"的变化,总体而言,由忽视农民发展到更加注重农民发展,政策价值取向日趋有利于农民现代化,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四,在政策工具选择方面,国家农民工政策经历了"计划控制"到"市场调节"再到"多元化治理"的转移,政策工具选择越来越符合多元治理的理念与国际实践。最后,本章对国家农民工政策的范式迁移进行了简要评价,认为尽管政策日渐有利于农民工与市民共生,但改变农民工现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共生进化,仍是今后国家政策调整应该努力的方向。第三章,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共生关系——基于农民工调查样本的分析。本章运用相关农民工调查数据,首先从经济共生、社会共生、文化与心理共生三个层面,对农民工与市民的共生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其次,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民工与市民共生的测量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体系,从政治权利、基本公共服务、经济生活与生活观点四个方面对农民工与市民的共生指数进行测量。测量结果表明:一是农民工与市民的共生指数(即市民化指数)整体偏低,其中,经济共生指数较高,这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治理力度。其他三个方面的共生则不容乐观。二是农民工与市民的共生指数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别差异。即东部地区农民工与市民共生指数比中部地区要低、大都市农民工与市民共生指数比中小城市农民工与市民共生指数要低、女性农民工群体与市民共生指数比男性农民工群体与市民共生指数要低。最后,本章得出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一种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总体结论以及其他若干推论。第四章,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共生制约因素分析。本章的基本结论是:若干共生因素,既造成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现状,又进一步制约这种非对称性共生互惠关系向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进化。进一步地,运用共生理论的相关原理、分析方法,对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共生关系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认为,首先,作为共生单元的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知识、技能与素质不高,是影响其与市民的共生关系及其进化的基本因素。其次,作为中观层面的共生界面,社区特别是家庭对共生形成的掣肘作用极强。来自家庭的因素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离散,它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与市民共生的基本载体。家庭离散与居住分散,进而又致使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并无法进入城市社区,社区成为家庭之后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第三,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共生的最大阻力来自城乡二元结构所主导的宏观社会共生界面割裂。城乡二元结构在共生资源、共生利益分配,共生环境与共生机制等方面都产生了弱化农业转移人口地位,不利于他们实现市民化的负面影响。第五章,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共生进化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本章遵循共生价值导向,围绕"改善农业转移人口共生弱势地位,促进其与市民共同发展与共生进化"目标,针对家庭、社区、制度、城市管理、性别歧视等共生制约因素,构建治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总体思路、基本策略,在此基础上设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行性操作方案,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认为,治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首先,要树立共生理念,理顺各种共生关系。目前,政府政策以及一些对政策的解读还没有真正树立共生理念,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目的有被误当做手段的危险。有必要牢固树立共生理念,并以此作为调整政策措施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恰当处理各种类型共生关系,包括个人与家庭共生、家庭与社区共生、不同区域共生、不同性别共生等等。其次,在治理策略上,要以家庭为突破口,健全共生界面。第三,在具体治理方案方面,要针对地区、城市、性别之间的差异采取差别化、个性化的分层分类路径。第四,要围绕当前市民化政策、城市管理中的薄弱项,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健全政策,完善管理。包括创新城市管理方式、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深化制度改革、完善以投资为导向的家庭政策以及改善进城务工女性群体共生环境。第三部分,余论。本部分指出,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共生进化是一种理想,为了实现这种理想,需要运用高超的智慧推动制度变革与创新。为了使理论更好地服务实践,学界应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问题的创新研究。第四部分,附件。主要包括改革开放前有关政策文件、本文所使用的调查问卷。作为一个源自生物学领域同时又在社会科学领域经常运用的理论,共生理论及其分析工具的运用,既给本研究注入了不少特色元素,又使本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所谓特色,首先,运用共生理论工具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无疑是独特且新颖的。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尽管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多有使用,但主要是用来研究企业共生、资本共生、金融共生、城乡共生、都市共生等社会共生现象,尚没有学者将共生理论直接运用于某个"人群"之间的共生关系研究,更没有人运用于研究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关系。其次,共生理论的运用,也使本文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用"共生"来分析、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是本文的整体视角。此外,共生理论的运用,还使本文在研究观点上具有新颖性。比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本质上就是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共生及共生进化的问题;治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就是治理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共生关系,或称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共生"治理,等等。此外,选题时代感强,研究视野开阔、具有前瞻性也不失为本文特色之处。本文着眼长远、综观全局,认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从个体、家庭、社区与社会的多个层面出发予以系统权衡、全面规划。单纯从个体或者抽象化的社会角度出发,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唯有从家庭角度出发,才能为农民市民化奠定基础。无论是现有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还是未来增量进城农民的市民化,家庭才是突破口,家庭的地位与意义重大。当然,作为一种尝试,将共生理论运用于本研究也存在风险,比如分析问题不够深入或顾此失彼,论证不严谨,说服力不强,甚至可能生搬硬套原理,这些都可能致使本研究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左,甚至南辕北辙,这正是本研究运用共生理论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