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0、1911年是农历庚戌、辛亥年,中国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1910年秋东北鼠疫流行,10月25日满洲里发现鼠疫死者,之后疫情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沿着东清、南满铁路一路南传,并传至关内山东、直隶等地,造成了6万余人的死亡。关于这次鼠疫的研究较多,主要是从鼠疫促进近代卫生制度的建立、社会应对措施、瘟疫带来的社会变迁等方面进行的探讨,对于理解鼠疫(瘟疫)的深层次意义可谓是相当有助益。但是针对山东的鼠疫疫情情况以及鼠疫在山东的传播机制并没有特别注意过,因此本文的工作就有了一定的意义。本文在回顾东北大鼠疫的发生经过,各方势力在此次涉及主权和利益的防疫战中的争夺与抗衡表现的基础上,结合多方对该事件的报道,试图弄清此次鼠疫在山东的发生情况,以及分析鼠疫在山东流行的环境因素。环境是指与体系有关的周围事物的总和,以人类为主体的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等多方面内容。而人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作为环境的一部分,他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到环境的生态平衡。至于瘟疫的发生往往与人的活动破坏了生态平衡有关。东北鼠疫的发生正是由于人类过多的介入到草原啮齿类动物旱獭的生态系统中,使得流行于动物间的鼠疫传给人。苦力,以及形成苦力蜂拥而致的环境因素才是此次鼠疫的源头。以苦力为主体的人口流动,既是鼠疫的起源又是传播的载体,山东恰恰又是苦力的最主要输出地,加之当时中国并没有公共卫生防疫机制,仅靠中医针对个体的防御来面对肺鼠疫的暴烈,鼠疫发生大流行几成必然。好在此次清政府及时开展了包括检疫、隔离、停运、火化尸体等多种有效的防疫措施,较为成功地遏制了鼠疫的流行,也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进程,开创了“预防医学的新时代”。鼠疫是一种动物性疫源病,也是一种环境病,我国将其列为甲级传染病。即使是现在,预防医学界也没有发明高效的鼠疫疫苗,而且鼠疫也不时地在世界各地发生甚至流行。面对鼠疫,我们需要时刻谨记:“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只是它的一部分,自然界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从而根本地改变自己与环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