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93年《公司法》确定公司治理结构中,设置了董事和监事,这表面与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类似,不过差别在于由于我国传统理念的限制,没将监事置于董事之上,所以在法律的运行中,立法者逐渐发现监事的监督职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于是为了权力的制衡和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在2005年的《公司法》修订版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正式确立了我国董事、监事、独立董事三者并存的现行公司治理结构。从我国现行公司治理结构产生的基本历程,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代表一元公司治理结构的独立董事和执行董事分类,与代表二元公司治理结构的董事和监事三者并存在一起的杂糅;而董事竞业禁止制度更是有对大陆法系构建法定竞业禁止制度基础的禁止同业竞争与英美法系主要规制董事违反忠诚义务的禁止篡夺公司商业机会的双重借鉴。这种杂糅和借鉴优点和缺点并存,优点是兼容并蓄制度设计更趋于合理化;缺点就是称谓可以拿来制度可以拿来,但制度的背景无法拿来,当公司治理结构和具体的竞业禁止制度发生交叉时,就出现了制度本身与制度之间衔接的诸多问题。对此本文通过《德国股份公司法》、《德国商法》和《美国标准公司法》对域外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竞业禁止制度设计背景进行还原,找到董事、监事、独立董事等法律主体在其制度产生国的职权与义务,并与我国关于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的立法进行对比,发现我国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的立法缺陷,其中包括:未明确独立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的内容与范围、禁止篡夺公司商业机会不具有现实操作性、董事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公司权利救济困难、对董事竞业禁止约款的法律适用未作解释四项。在此之后本文又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法律术语“涤除权”的“涤除”态度,即不管其在域外的设定为何,只要其背后的法学理论不变,就应结合本国国情重新设定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对这些立法缺陷进行综合分析,给出完善我国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的四点建议:单独规定独立董事竞业禁止义务、扩大禁止篡夺公司机会原则适用、健全损害赔偿权与归入权的设定、明确董事竞业禁止约款的法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