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作为有别于传统官学体系的教育形式，通过创建者的学术提倡、著名学者的学术示范和生徒间的相互影响，在学术发展、学风形成、流派传衍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了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着力探寻书院在桐城文派确立、发展及传衍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书院对清代学术及文学的影响。本章从整体上把握清代书院政策的变迁及其对主要学术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影响。清代书院之设立及其施教方针体现了朝廷的文教导向，朝廷对书院政策的不断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院的建设与发展。随着清廷对书院政策的不断放开，书院对清代学术及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苏州紫阳、南京钟山、徽州紫阳、洋川毓文、扬州安定、梅花、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江阴暨阳等书院对乾嘉汉学、程朱理学以及桐城文派、阳湖文派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第二章：姚鼐与书院。本章论述姚鼐的文学理论体系、书院教育历程以及姚门弟子对桐城文论的继承与发扬，突出书院在桐城文派发展壮大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方苞是桐城派的开山祖师，但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派，还要归功于姚鼐，姚鼐是桐城派的奠基者。姚鼐在继承了方苞的“义法”说，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形成了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为桐城文派统治清代文坛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桐城派所以能巍然成派，相当程度上依托于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制度。通过书院讲学培养人才，使得桐城派的人员构成迅速扩展，成为一个超地域的文学派别，为桐城派发扬光大做好了队伍建设上的准备。姚鼐一生在书院讲学达四十年之久，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古文义法。通过遍布大江南北的姚门弟子和再传弟子的努力，桐城古文的影响遍及天下，在清代文坛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第三章：岭西五大家与书院。本章论述“岭西五大家”的古文理论、成长历程和通过书院教学致力于桐城文论传播的文化贡献。“岭西五大家”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广西桐城派的作家群体，他们包括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和王拯。这五人以其对桐城派理论的笃诚和活跃的创作热情，迅速崛起，成为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中坚。他们的成长、壮大并最终在清代文坛确立其历史地位，离不开吴德旋和梅曾亮的精心指点，离不开他们早期在广西省城书院学习切磋的经历，更离不开五大家在学有所成或步入仕途之后，致力于书院讲学或支持书院建设传播之功。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广西书院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一地人才的培养和桐城文学理论的传衍。第四章：曾国藩与书院。本章论述曾国藩对桐城文派的继承与改造、对书院的扶持和建设以及曾门弟子对桐城文派的传承与发扬。作为桐城文派殿军式代表作家，曾国藩被时人称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及理论建树给予近代文坛深远的影响。他奉桐城方苞、姚鼐为“文学正宗”，继承桐城传统，但针对桐城派“文敝道丧”，提出“气盛”主张、要求引入骈辞，增加“经济之学”种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中兴桐城”的夙愿。曾国藩高度重视书院的兴办和修复，积极捐助膏火，亲自延聘山长，并时常督课阅卷，对清末书院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书院教育内容而言，曾国藩强调必须以“礼”为根本，推行“义理之学”，他选择山长的标准也要求是集经师、人师、时文、诗赋于一身，皆为经明行修之士，对一地学风之形成以及桐城文学之传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曾氏谢世后，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继承了曾国藩所开创桐城文派中兴局面，在散文创作和理论方面均有各自的成就和贡献，成为桐城派后期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张裕钊、吴汝纶致力于兴学重教，通过在保定莲池等书院几十年的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桐城文派在北方的传播。第五章：古文文选与桐城文派的发展。本章论述桐城代表人物编选的古文文选对桐城文派确立、发展及其传衍的作用。选本是文学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人们对于文学的学习往往是从选本开始的。特别是在传媒、出版十分落后的古代社会，文学选本的示范价值和学术影响力是不可限量的，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体现了编纂者的文学主张和学术思想。桐城文派的几位大家，诸如方苞、戴名世、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都曾编纂过文选，特别是方苞的《古文约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和王先谦、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影响十分深远，凝聚了桐城文派的思想精华，有力地推进了桐城文派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