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层面相关金融维度的重大变化却提示我们，金融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实体企业实体业务发展，实体企业与金融关联的加深对于企业实体业务的影响存在正负二重性。金融发展为企业提供更为多元的融资渠道，然而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却呈现增长过高和过快态势，带来巨大风险隐患。金融市场发展和工具创新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投资选择，我国实体企业却普遍热衷于各种理财产品、信托贷款等金融资产，引发社会各界对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忧虑。因而，金融在实体企业发展中作用日益重要，金融与实体企业的关联日益加深，这个过程对实体企业实体业务的影响是什么，其作用机理又是什么，就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本研究聚焦于非金融企业(实体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对实体企业与金融关联加深给实体企业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与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资产和金融收入维度，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给企业资本积累、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不同。本研究从金融资产持有、金融收入、债权融资、金融支付、股东价值导向等更为多元的金融化维度，不仅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资本积累、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影响，而且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劳动就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作用机理的分析过程中，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分析构造理论，注重分析普通劳动者、公司经理、股东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注重分析企业的公有性质对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作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进行了计量估计。
　　本研究一共包括九章，可以分为研究基础、主体内容和研究总结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括第1至3章，包括绪论、分析基础、相关事实描述和文献述评三章内容，以此作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具体研究的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4至8章，分别从金融化的具体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资本积累、劳动就业、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五方面的影响。第三部分包括第9章，涵盖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等内容。其中，第1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框架、可能的创新之处。第2章，对本研究使用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等概念的涵义进行了说明，对马克思关于不同形式资本运动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非正统经济学关于金融化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并从研究关注重点、分析中的理论使用、对于不同群体利益关系分析、注重企业公有性质作用四个方面说明了本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属性。第3章，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对美英日德和金砖五国相关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事实进行了描述，并对资本积累、劳动就业、劳动收入分配、企业创新、生产效率五方面经济影响的文献予以述评。第4章，借鉴现有研究，构建了包含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房地产持有、债务融资、股东价值导向等金融化相关维度影响企业资本积累的理论框架，重点分析了金融资产对于资本积累的“挤占实物投资效应”和“蓄水池效应”，债务比重对于资本积累的“可用资金规模扩大效应”和“债务支付陷阱效应”，股东价值导向对于资本积累的“股权价值上升效应”和“产业资本利用效率提升效应”，并利用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量化估计了各维度的实际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对于资本积累影响不显著，但房地产持有和债务融资比重对于资本积累有显著负向影响。第5章，借鉴现有研究，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研究了金融化对企业劳动就业的影响，重点分析了金融资产对于劳动就业的“挤出效应”和“蓄水池效应”，金融负债对于劳动就业的“规模扩张效应”和“债务负担效应”，股东价值导向对于劳动就业的“劳动地位下降效应”和“竞争力提升效应”，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维度实际效应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研究了房地产投资、企业产权性质和岗位异质性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劳动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股东价值导向对劳动就业有负向影响但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金融资产渠道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但房地产持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就业。三种维度对不同劳动岗位没有显著影响。第6章，借鉴现有研究，从金融动机、金融收入、金融支出三个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了金融动机的股东最大化机制、金融支出的加成定价机制、金融收入的退出选择权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原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实际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研究了采用不同劳动收入份额度量、劳动异质性、企业产权性质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动机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金融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利于资本。金融动机和金融收入对普通劳动者和高管都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是对于高管的影响微乎其微。金融动机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体现在民营企业，反映了企业的公有性质对于劳动者收入的维护作用。第7章，借鉴现有研究，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阐释了金融资产对企业创新的“蓄水池效应”和“挤出效应，”金融负债对企业创新的“缓解融资约束效应”和“债务负担效应”，股东价值导向对于企业创新的“剩余价值生产效应”和“经营策略转变效应”，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化对创新活动比重的影响，以及房地产投资、产权异质性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金融负债规模对企业创新规模有显著正向作用。股东价值导向对企业创新没有显著影响。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但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第8章，借鉴现有研究，从债权融资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阐释了债权融资影响生产率的资本积累渠道、人力资本渠道、研究开发渠道作用机理，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其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考察了债权融资期限结构、股权融资、企业的产权性质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债权融资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渠道看，资本积累渠道影响显著为负，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渠道显著为正。短期和长期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和显著性与基本回归结果相同。资本积累渠道对于生产效率的负向作用，以及人力资本渠道对于生产效率的正向作用，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皆成立。研究开发渠道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国有企业不显著，民营企业显著为正。第9章，概述了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相关内容进行了展望。
　　本研究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多元维度及其广泛影响，更加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相关政策措施，更好地实现从金融发展到实体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