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对经济的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而且这种非效率投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现有研究表明，企业非效率投资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有很大关系，而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那么，管理层股权激励会不会促使企业管理层在做决策时谨慎的考虑实际情况，进而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同时，企业投资行为是在一定外部制度环境下进行的，制度环境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又有何影响昵？制度环境在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中起着何种作用呢？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制度环境、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非效率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其次，本文通过制度环境理论、激励理论和投资效率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最后，为了深入研究制度环境、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非效率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并实施了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7-2015九年为抽样时间范围，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制度环境和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在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好的制度环境（政府干预程度低、法律环境好、金融发展水平高）有利于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法律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但对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没有国有企业敏感;同时，政府干预和法律环境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比对投资不足的改善作用更明显。第二，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有改善作用，并且股权激励对投资不足的改善作用大于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第三，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改善作用;同时，相比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制度环境好的地区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改善作用更明显。　　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制度环境和股权激励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降低政府干预水平、提高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二是企业要慎重考虑是否实施股权激励。三是要完善股权激励政策、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模式和股权激励程度。四是企业要优化公司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