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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通常是为了满足企业战略调整、产业扩张、现金周转等方面的需要,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融资是否合理与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融资可以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分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分为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IPO)和股权再融资;股权再融资主要分为配股、增发和可转换债券。从各融资方式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就可以分析企业的融资结构和融资偏好。西方国家的融资实践遵循“啄食理论”,而中国企业则偏好股权再融资,与“啄食理论”相悖。在我国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成熟,股权再融资在融资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也正在不断增加。为了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让“绩优”的企业优先融资,股权再融资监管体制也在不断完善。股权再融资监管体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而不同的融资方式会给企业的绩效带来不同的影响。但是在股权再融资监管体制的控制下,我国的股权再融资绩效低下,让历史“绩优”的企业拥有未来的“绩优”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股权再融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将股权再融资政策、企业股权再融资方式和行为特征、企业的融资绩效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再融资后的业绩变化和股权再融资是否存在关联?(2)股权再融资对企业的业绩变化是否存在影响?(3)如果有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4)评价股权再融资政策的合理性及其作用?对于完善股权再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的逻辑思路为:股权再融资监管体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而不同的融资方式会给企业的绩效带来不同的影响。首先分时间段对比分析企业股权再融资方式的选择与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的关系,同时分析了我国的新股权再融资政策有何变化趋势和特征。然后根据以上分析,再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状况,分析与融资政策具体规定相关的影响公司业绩的股权再融资因素,同时分析有关具体规定的合理性。然后从四个方面来提出研究假设,再利用回归模型检验假设。根据此研究思路,本文将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首先描述了1993年-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各不同股权再融资方式的融资情况,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将其划分阶段,描述各阶段股权再融资方式的发展状况。其次,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采用对比分析和计量模型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对本文的结构框架及本文的不足和贡献作了概括。第二章:文献回顾首先对国外与股权再融资后公司业绩有关的文章进行了综述,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股权再融资后公司业绩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是对其变化趋势的解释。然后对国内关于再融资政策和公司业绩的文章进行综述和评价。指出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将股权再融资政策、企业股权再融资方式和行为特征、企业的融资绩效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第三章: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描述各阶段股权再融资方式的融资情况,然后分时间段对比分析企业股权再融资方式的选择与股权再融资制度变迁的关系,揭示出我国的再融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股权再融资后公司业绩的变化趋势。然后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股权再融资是如何影响公司业绩的,以及影响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最后将影响公司业绩的基本因素作了阐述,并将其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第四章: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假设1:股权再融资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司,其长期业绩要差于未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司假设2:股权再融资前收益水平高的上市公司比收益水平低的上市公司业绩下降的更快假设3:股权再融资比例高的公司业绩要比股权再融资比例低的公司业绩下降的快假设4:实施了多次股权再融资的公司其长期业绩要比只实施一次股权再融资的公司下降的慢本文选择CSMAR中国上市公司配股与增发研究数据库中2004-2008年期间进行增发和配股再融资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然后再考虑其他因素对不符合的样本进行剔除。由于目前我国对公司业绩的研究还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健性,本文选取了四个会计业绩指标和两个市场业绩指标。第五章:实证结果与分析根据本文提出的四个假设,建立四个多元回归模型,将数据带入模型得出回归结果,将回归结果与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在资金用途方面,无论配股还是增发新股之后,改变筹集资金用途与公司的长期业绩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即从公司的业绩指标来看股权再融资后企业在使用过程中改变筹集资金用途的,其长期业绩都要比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企业下降得快。(2)在配股融资中,新再融资政策对公司的收益要求降低到ROE三年大于零后,公司再融资前的收益水平与融资后公司业绩的负相关变得不再显著。相对于增发而言以06年为分界点的两组的回归结果没有明显差异,均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再融资资格的限制下,公司再融资前的收益水平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有差异。该结论从企业业绩角度支持了放松收益门槛的监管措施。(3)股权再融资比例与再融资后公司业绩是负相关的关系,股权再融资比例越高的公司业绩下降的越快。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再融资后,股本被扩张,而公司的其他财务指标具有滞后性,不能实现与股本数量同时增长,所以股权再融资行为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讲是有负面效应的,即导致了公司的财务指标被摊薄了。(4)股权再融资次数与再融资后公司长期业绩是正相关的关系,实施股权再融资次数多的公司长期业绩下滑程度小于只实施一次股权再融资的公司。由于会计期间的连续性,在融资前编制虚假的指标会在融资后的几年内显示出其真面目,会导致后续的公司业绩下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使公司以后实施股权再融资更加困难。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绩优”的企业,通过不断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才能获得实施多次股权再融资的机会。由此可见,对股权再融资时间间隔的限制也是合理的。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启示本部分对本文的实证结论作了总结,同时主要从股权再融资资格考核体系、增加资金使用的事后监管的力度以及拓展融资渠道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认为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业绩的影响因素除传统研究中的融资成本、大股东认购率、资本结构外,还考虑了我国股权再融资政策,主要用四个指标来体现。为规范我国股权再融资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参考。其二,本文将部分新融资政策纳入研究范围,由于2006年新的再融资制度降低了对ROE的要求。通过增发和配股的对比分析,可以研究新融资制度的合理性及其作用。本文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开始时本文取样数据量大,以力争做到结果更准确,但是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及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使得最终本文只研究了2004-2008年间实施股权再融资的A股上市公司融资前后的数据,而原始财务数据的绝对真实性并不可知,所以本文对新再融资政策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分析难免不够全面及准确,需要后续跟踪研究才可以得到一个普遍的结论。(2)本文实证过程中有关业绩衡量指标的选择是否恰当,是否充分反应权再融资前后司的业绩表现,还需要未来的研究不断验证及改进。(3)由于可转换债券样本太少,而且搜集的数据不全面,无法进行实证研究,所以本只研究了配股和增发再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