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昌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角色。他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理路深受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影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分期架构,在社会形态史和农村经济研究等方面皆有所创获,勾勒出一个独特的中国社会史体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见解。在历史观方面,王宜昌主张历史发展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既认识到地理因素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作用,又认识到文化、人力因素的作用;在方法论方面,王宜昌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范围,将理论纳入史料的范围,从而提出"三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强调历史研究要从"公式主义"出发。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王宜昌是第一个对中国社会史发展阶段进行细分的学者,他按照马克思的分期标准,提出"四阶段论"。在具体的社会阶段的研究上,王宜昌提供了一些新思考,如他主张从地域角度对奴隶社会进行探索,这一做法在当时独树一帜。此外,王宜昌还是最早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在农村经济研究方面,王宜昌作为农村性质论战的发起者与主将,其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风格。他从生产力入手,对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和农村经济性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尽管王宜昌的学术研究存在"公式主义"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但是其时常闪现的卓见也足以启发后学。